养老，你准备好了吗？

主持人：各位委员、同志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委员沙龙活动，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姚静辉，在此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最近关于养老话题在社会上引起热议，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以房养老、城乡养老差距过大等问题，面临着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养老体制改革国家会有哪些考虑，在养老体制改革当中，我们靠什么来养老？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我们的晚年生活如何幸福的度过，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合纵）人寿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皓先生，全国老龄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先生，清华大学工管学院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女士。

各位专家、委员好！有媒体报道说，我国一夜之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谈养老之前，各位专家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老龄化到了什么程度？养老面临着哪些严峻的问题？先请吴主任介绍一下。

吴玉韶:好，大家非常关注老龄化问题，今年应该是一个标志性年份，为什么叫标志性？今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了两个亿，应该就在9、10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关注到老年人口多，实际上多仅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结构问题，从结构分析来看，现在是低龄人口占多数，就是60到69岁占55%左右，实际上两亿人口，大部分还是低龄。低龄人口绝大部分条件相对比较好，对国家和税费要求相对较小。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有几类对象：一类是高龄的，这个高龄就是80岁以上，到今年年底将达到2300万，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量。

第二类是失能的，现在没有完全统计，都是我们做一些科研调查。到今年年底，失能和半失能将达到3500万，这个数据相当巨大。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失能老人，最起码要牵涉两到三个以上的家庭，而且这3500万里面有1200万是重度失能，重度失能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这一块也是影响非常大。

第三类是少子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后，就是我们所讲的独生子女家庭，有的少子，有的没有子女，这一部分家庭比例相当大。现在新进入老年的家庭80%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所以说，老龄人口总量大是一个面上问题，更深层次的是结构问题，这几类对象都会对未来我们国家和社会带来影响。

老龄化以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养老金问题，第二是健康问题， 第三是服务问题，第四就是老年群体的管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老年人有人管理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的老年人是没有纳入到组织管理范围，未来到2050年，我们的预测最高峰到2052年，60岁以上老年人就是4.8亿左右，占34%，也就是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年人，整个社会人口结构，老年人占三分之一，青少、少年儿童占三分之一，青壮年占三分之一，换句话说一个上班的要养一个小孩一个老年人，所以老年人不仅要有养老供养还要有人管理。宏观来讲，我感觉老龄化社会养老有这么几个问题。

胡晓义：我补充几句。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概念，去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净增了891万，到了1.94亿，今年要超过两亿人，吴主任刚才说的具体时点是在9月，那么到10月、11月、12月这几个月还要继续再增加，今年估计也还是八、九万。900多万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每天都有2.4万多人进入60岁以上，每个小时都有1000人以上要进入，就是这样一个速率。

主持人：听了两位专家介绍，我们知道老龄化的来临速度十分可怕，年轻人身上的负担也真的很重。那么，在社会保障体系上，胡部长您能介绍一下有什么总体的考虑吗？

胡晓义：刚才吴主任讲的我很赞成，应对老龄化三个大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健康领域，一个是服务领域，实际上还有更广泛的，对老年人本身的经济供养是一个问题，当然也包括宏观问题、微观问题，一个家庭怎么赡养老年人或者一个地区怎么赡养老年人。但经济问题还涉及更大的，比如说产业结构怎么调整？现在我们讲的产业结构调整，我感觉总体上还是从经济本身来考虑，对社会性因素考虑不足，社会结构在变化，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跟青年人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现在我们整个消费领域是以青年消费为主导的。但老龄化社会以后，不要说三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是老年人的话，对整个消费结构是有一个很大的牵动。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消费品的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怎么能全面适应老龄化这样一种趋势，我觉得大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有很多国家战略，但是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还没有提到国家战略层面，所以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怎么努力把应对老龄化高峰期提升为国家战略的一个想法。

具体说来，我所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我们在这两方面考虑多一点。我们总的考虑是怎么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轻老龄化高峰期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这里边有几个比较紧迫的事情。第一个是要实现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已经做到让所有群体，无论是城镇职工、居民还是农民，都有制度来保障。到9月底为止，我们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3亿多人，居民的养老保险包括新农合和城镇养老保险覆盖了4.9多亿人。

但是全国13亿多人口，去年底参加养老保险的是10亿人左右，还有将近两亿人是没有参加保障制度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准备实施一个计划，在最近6、7年时间里，就是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时间节点前，基本上把这些人全部覆盖进来，争取95%左右甚至更多能够覆盖进来，让每一个人有基本保障。

第二个是老年健康问题。我们全民医保基本建立起来了，还有一些人游离在外，还有对重特大病或者是对老年的常见病多发病还有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的空间，所以怎么把全民医保进一步稳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比如说通过农村的费用统筹，大病保险，通过包括医疗救助等，使老年人多病群体医疗健康得到很好的保障。说到具体就更多了，比如说怎么样搞好城乡衔接，怎么给群众，包括老年人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主持人：我知道，前两天，多部委与多套养老方案设计者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顶层设计会，在养老制度上达成了多项共识。胡部长是会议主持者，杨燕绥教授是与会专家，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会议的具体情况？

胡晓义：对养老保险做顶层设计，是上届政府提出来的，本届政府抓得更紧了。首先说这个题目的提出，正像你说的，当前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很多都是围绕着养老保障，但是这些问题又彼此互相关联，然后还涉及到一些外部因素，所以只搞一个东西很难能够综合平衡，必须得统筹考虑。顶层设计涉及到十几个题目，我给大家点一点，让大家有个概念。

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实现全面覆盖和制度之间的衔接。怎么覆盖到10亿人，然后城镇制度、农村制度、职工制度彼此衔接，因为人是流动，制度是死的，这是一个题目。

二是基本模式的选择和定型。一个制度，没有所谓最优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情况、能够持续发展的模式。国际上有多种制度，大的分三四类，各有长短，互相之间也在比较，互相借鉴吸收，混合型的结构是一种发展趋势。我们现有的职工制度叫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农村居民叫做个人交费、集体资助国家补助，也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恐怕要逐步定型。

三是大家关心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体制改革以及改革当中矛盾怎么处理解决的问题。

四是个人账户到底要不要做实。这个问题国际上也是各种意见都有，所以我们得有个主心骨，得有个定件，从国情出发。

五是统筹层次问题。现在我们是从县级统筹走向地市级资金统筹，走向省级资金统筹，要不要全国统筹，这个事中央已经定了全国统筹。但全国统筹统什么项目，统多大力度，中央和地区关系怎么摆，市权、财权怎么划分，原有的利益怎么处理，这一系列问题要解决。

六是建立正常调整机制。养老金1千块也好、3千块也好、5千块钱也好，但随着经济发展要不要调整？怎么调整？调整的范围、节奏、幅度都要兼顾，都要统筹考虑。

七是社保基金的结余，积累基金的投资运营保值增值的问题。现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连城市带农村，连职工带居民，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一共38000亿的结余。这些钱在做什么？怎么投资运营保值增值又要保证它的安全。

八是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企业补充保险，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各种养老保障措施，政府有哪些鼓励性、引导性的政策去推动建立，另外还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这种优良传统。

九是关于退休年龄或者是领取养老金年龄要不要延迟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怎么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特点和劳动供求关系拐点相契合。

十是关于交费负担的问题。我们的养老保险负担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重，怎么减轻负担，还得保证这些人养老金的发放，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十一是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渠道，这跟刚才那些问题相联系，我们日益老龄化，一个成年人要负担一个少年儿童和一个老人，那怎么扩大稳定的筹资渠道，度过老龄化高峰。

十二是健全养老保险本身的制度，包括伤残待遇，国际上叫老医残一体化，我们现在主要是养老保险的经济援助或者经济补偿制度。

十三是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经办管理体系来支撑整个服务运行。

我谈的这些问题都是互相关联，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还要考虑我们制度的历史沿革。我们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做画，还要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同时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比如就业的局势、工资改革、法律基础、财政支撑能力等。为什么叫顶层设计，就要把这些问题综合考虑，排出轻重缓急，安排不同的时间节点逐步推进改革措施。

主持人：杨教授，刚才胡部长也说了关于这些具体措施要安排时间节点逐步推进，您能介绍一下，比如延迟退休，双轨制并轨，养老金缺口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吗？

杨燕绥：这里我先谈一点想法，就是通过政协委员提一个建议，把刚才吴主任讲的老龄化问题变成一个比较通俗的白皮书，写进小学课本。目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国家也有年龄结构问题。像美国从来不做规划，只做全球性战略性计划，但是美国做“人口规划”，他们对自己国家老龄化程度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国家人口的结构常识纳入小学课本。因为我发现很多问题基本概念都没统一，口径也不一样，增加了很多社会讨论的成本。

刚才胡部长把顶层设计归纳了13个问题，养老金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一个国家，每个人剩下的三分之一生命怎么度过，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我把它浓缩成三个问题：缴费人在哪里？企业、年轻人、劳动人口缴费多少年？领取养老金的人待遇是什么？关于缴费，会有一个边界赡养比，关于待遇，有《国际劳工组织102号公约》，规定养老金不能低于退休前收入的55%，这两个都框定了，就剩下中间问题，就是人们要缴费多少年、缴费率多少、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怎样确定，这三个变量，而中间的变量是一个活变量。就跟挑扁担一样，你要觉得前面那个东西沉就把肩膀放一放，如果后面沉就往后放放来调整。所以应该说中国两边的因素都已经确定了，就是养老金费率不能再高了，养老金替代率也不能再低了。

现在我再谈谈对老龄化的看法。首先，我对统计数字有一些怀疑。我国一年到底有多少孩子出生？城乡农民工流动人口统计是不是有重复？就拿医保来说，卫生部管农村、人社部管城市，在统计上的重复率就非常高。我们缺乏居民档案和国家统一的统计系统，所以这里面很可能有重复。

研究一个国家老龄化问题，涉及四个知识点，第一要研究人口，第二要研究养老金，第三要研究养老服务，第四要研究养老金融。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当生产现代化、生产水平高了，医疗条件好了，人们寿命长了，老龄化就来得快一点。发达国家可能还没遇到全球化就已经出现老龄化，他们就提前做了准备，但是中国相对滞后，可能同时出现老龄化、现代化、全球化。那意味着什么？家里老人多了，赡养负担加重，出去找工作，又全球竞争了，结果出现一、二产产能过剩，或者迅速淘汰4050老年人群，这就造成很大压力。所以界定老龄社会的问题，一个基本概念是怎么界定国家的老人。国际上的共识是，平均寿命减去应该发养老金的时间就确定了老人。确定老人以后，这些老人占到总人口的7%，就说明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十个劳动人口要供养一个老人，中国2000年就进入了；比例占到14%，就说明深度老龄化，是5个劳动人口养一个老人；比例占到20%，就是超级老龄社会，是一个劳动人口养一个老人。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杨教授您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提出50岁退休，您是怎么考虑到？另外，您对延迟退休怎么看？

杨燕绥：50岁退休是咱们国家50年代提出的，主要针对女性，那时的平均寿命还不到40岁。实际上，我认为50岁退休比较早，中国现在的平均寿命已经接近75岁了，应该说60岁是老人的界限，这个在国际上叫年轻的老人。如何帮助这些年轻的老人保持身体健康，接受各种职业培训，增加他们的就业参与率，这是老龄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关于中国老年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课题，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做过统计，中国大概有一千万个老年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从业人员才一百万。这个缺口从哪里来？从技术革命中来，大家知道由于科技的进步发展，一产二产有大量的人工富余了，甚至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些就业困难人群，包括40、50、60人员，他们可以充实到服务业。服务业就业弹性很高，而服务业相当大一块是老年服务业，所以困难就业人员可以经过培训和资质认定，转向老年服务业。比如做做养老院的园丁，帮老年人洗洗衣服做做饭等。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结构的战略转移，但是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个过程。

关于延迟退休，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养老金政策里设计的，它是一个社会统计还有《劳动法》来规定的，关键是怎么选择这个时点。根据国家预期寿命，还有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平均时间，确定支付养老金的时间。同时建立领取国家全额养老金激励机制，提前的人就减少一部分，退后的人就增加一部分。延迟退休，不是说今年提出，明年就延。美国基本提前40年做准备，英国提前20年做准备，我国是2000年进入老龄化，2025年甚至更早可能就进入深度老龄化，2035年之前我们就超级老龄化了，所以我们准备的有点晚，但是也得提前几年通告老百姓，然后每年延一点，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不用恐慌，我想这是一个制度安排。

主持人：刚才几位嘉宾分别介绍了向社会购买服务，以及国际上的一些养老模式。戴委员，作为有创办养老服务企业经验的企业家，您是怎么把国际上一些理念跟中国本土情况融合在一起的？

戴皓：关于养老问题，我们曾到美国、澳洲、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调研过，大体上说，全世界养老分三类：一种是机构养老，就是我们说的养老院；一种是社区养老，把服务送到社区，这是英国模式；还有一种是机构把服务结合起来，是美国模式。考察完这些国家后，我们把中国的养老分三个层面，第一是社保，最基本的养老模式。第二是整合国际几种模式。我们在武汉搞了试点，做复合式养老，将国际理念和中国文化相融合，打造了一个养老社区。老人在养老社区可以享受老年所有生活，比如发挥50、60老人老有所长，开展娱乐活动、开办老年大学等；通过持续护理，激发75岁以上或80岁老人的生活活力，美国数据显示，凡是进这种社区的老人，能够延续寿命8到10年；还有就是把世界所有养老企业在中国全面整合，因为中国人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养老服务市场很庞大，就业需求也很大，我们现在尝试做一个培训体系，政府也很支持。 第三是从保险公司购买商业保险。

主持人：下面我替很多老人问一个问题，针对目前多种养老模式，他们不知道选择哪种，几位专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胡晓义：刚才大家都谈到感觉突然一下到老龄社会了，其实跟我们经济有密切关系，一个很大因素，是钱不太够了。就说退休人数，从1998年2千多万一下变成7千多万，然后我们发现钱不太够了，这是什么原因？就是过去没有做制度上的安排，所以我们用于养老的钱就少了。从个人角度和家庭角度来讲，我跟戴委员是一样的考虑，政府只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想有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除了政府搭建平台外，还要有补充性养老措施，比如企业年金等，现在正在探索，用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来建立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不光是现金，也包括实物性的不动产，实际上都可以转化成个人养老的资源。从经济角度讲，政府有保障，但只是基本的，更多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个性化的安排。

从服务角度上讲，什么样的模式最适合，每一个家庭选择是个性化的。比如刚才戴委员讲的养老社区，它确实不同于居家养老也不同于养老院。居家养老，社区有服务，当然很好，将来也会成为主要模式；养老院模式有好处也有问题，好处是老年人在一块容易交流，问题是老年人长期封闭在一起，容易变成一个被分割的群体，跟社会相容度就会减弱。社区养老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把一个家庭带到社区，社区里既有老年人又有年轻人又有孩子，在更大层面上营造家庭社区的氛围。

戴皓：我们把这种养老模式叫做居住在家中，生活在社区，服务于机构。

主持人：吴主任，关于选择哪种养老方式，老龄委包括您个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吴玉韶：普通老百姓的养老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就是钱从哪来？国家发的养老金，可以保证基本的一般性养老，但是不能住进戴总的养老社区。另外还要靠什么？靠其它资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资产等等。第二是在什么地方养老？第三是服务怎么提供？大家比较关注这两点。养老模式，或者说养老地点，就两种，一种是居家养老，包括社区养老。现在的居家养老跟过去的家庭养老有什么区别？居住点都是家庭，但是经济来源和服务方式不一样，家庭养老完全靠自己和子女，居家养老，经济来源除了家庭，还有国家、社会，服务除了子女照料以外，还有社区、社会。这是一种最大量的养老方式，也最符合中国国情。国务院刚刚发布了一个文件，主要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另外，一讲到养老就会想到养老机构，现在养老机构大概总量4600万张床位，也就是每百名老年人拥有两张床位。 “十二五”期间，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每百名老人三张床位，最近国务院出台了意见，2020年我们要达到每百名老人四张床位。我个人觉得，养老机构不能单纯地追求数量，主要是结构问题。第一要增加城区、城市里的养老机构，特别是社区小型养老机构，这是最好的。国务院新出台一个文件，以后新建的小区必须按照居住人口的人均0.1平米来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包括老年服务活动站，小型养老机构，而且还鼓励家庭创办小型养老机构，这一点很好，能够降低养老成本，还可以解决就业。但前提是要做好系统培训，更重要的是做好监管。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选择以居家养老为主，城市社区内小型养老机构为辅的养老方式。

主持人：刚才大家在谈养老模式时，都谈到了钱的问题，杨教授，您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过养老金的来源问题，那这个资金缺口到底怎么弥补？。

杨燕绥：刚才大家说的主要是养老服务的供给，这需要国家有个体系，政府做什么，社会做什么，商业机构做什么。但是供给是受到老年人购买力约束的。我们也在讨论一个新的概念叫养老资产，像日本，就有三个养老金制度安排，老年人手里持有70吨黄金，所以他们老年人消费能力很强，老年人的消费在拉动经济。所以这就涉及到房产、黄金，当然养老金还是最主要的。实际上养老金的来源有四个：一是退休后政府给的最基本的养老金；二是一些较好的单位有职业年金；三是购买养老房产或者养老保险；四是消费养老，这是一个新概念，通过消费换养老金。这四个来源，从管理上进两个账户：一个是政府统一的基本养老金社会统筹账户，另一个是职业年金、养老储蓄、消费养老金进入的个人账户，我们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来整合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吴玉韶：我补充一下消费养老的概念。上海、福建都在搞这种小范围的试点，基本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跟社保部门合作，比如消费100块钱，优惠1块钱，直接进入社保账户，一年消费十万，就等于积累了几千块钱的养老金。还有一种跟保险公司合作，现在基本上都是商家积极性很高。也是积分进入到保险公司，然后变成了保险产品，用于养老。

主持人：那能随意支取吗？

吴玉韶：有条件也是可以支取的。

杨燕绥：是这样的，养老金是养老的现金流，应该被锁定账户到养老使用，但是目前的消费养老刚刚尝试没有法定依据，怎么就能锁定不让取。但真正做成养老金的话，那应该锁定到养老的时候使用，不应该提前支取。

主持人：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观众。看看哪位观众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嘉宾。

观众提问：因为我老家是农村的，在农村最常见的养老方式就是养儿防老，而现在很多子女出来打工之后，这些农村的老人怎么养老？

胡晓义：去年国家已经全面普及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领到政府发的，最少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虽然水平还很低，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种几千年以来纯粹的家庭养儿防老的模式或者局限，把农村纳入养老体系里面来了，这是政府的一种普惠式福利，是农民得到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一种补充性收入。另外，我认为有社会保障制度之后，还要提倡子女赡养老人，这不光是法律义务也是民族传统，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养老是一个社会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知道，政协每年都产生很多关于养老问题的提案、建议案。台下坐的伊利苏亚委员就连续多年提养老提案，老龄委也接到过她的提案，我们请她来谈一谈。

伊利苏亚委员：经过这几年的调研，我觉得老龄工作面临最大的挑战还是体制和政策上的。30年前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30年后会给人口结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几年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不断倡导，但整个工作还是缺少顶层统筹。我认为，首先老龄工作应该有一个专门部门来做。为什么？很多问题需要有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2009年我写了一个希望开展居家养老试点提的案，到现在一个老年餐桌都弄不起来。只要涉及到具体事，就找不着一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部门，所以我希望今后能够对全国老龄工作有一个统筹的国策，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我希望在组织和体制上做一些探索和研究，否则真正到了第二个高峰来临的时候，我们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

吴玉韶：我回应一下，伊利苏亚委员一直非常关注老龄事业，这几年连续提了很多的提案，质量都很高，特别是提到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应该说提得都非常好。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缺乏一个顶层设计。另外一个词叫碎片化，所谓碎片化，就是涉老问题分散在很多部门，而出台涉老政策是需要统一协调的，一分散，有的会增加行政成本，有的会给后续养老改革增加难度。老年群体多渠道管理，可事实是大部分没人管，你到基层社区看，一个老年人活动室，有十几块牌子，一到九九重阳节，这个组织搞活动，那个组织搞活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部门把这些整合。所以还要从体制上考虑对老年人的综合管理，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老年人应该借鉴工青妇残联组织，政协也应该成立一个代表老年人的界别，反映他们心声。

主持人：全国政协老干部局一直关心老年人的精神养老问题，我们请全国政协老干部局的郑燕军局长跟各位专家互动一下。

郑燕军：我谈一点感受，因为我们是为老干部做面对面服务工作的，所以在工作中有一些体会。作为机关退休的老干部，应该说在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精神方面的养老。比如说，有的老同志提出特别想参加一些文化演出，但是我们不敢组织，老年人晚上出来不方便，服务老干部安全是第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关注得还不够，如果有文化机构提供一些公益演出机会，那么老年人就可以有更多文化方面的享受。我特别注意到人民大学开展的一个活动，让年轻人去体验人50岁眼花的感觉，体验60岁生活中的不方便，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亲身的体会。还有，在细节上给老年人提供更多帮助，比如在日本，超市里每个柜子都摆着放大镜，或者在产品介绍上把字放大，这都是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的人文关怀。

主持人：通过今天委员和嘉宾的分析解读，让我们对中国老龄化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养老之路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的，也需要广大委员积极献计献策。今天的委员沙龙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关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