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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桓武访谈追记

2019-08-19 16:34:02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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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彭继超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回忆起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先生的精神风范,仍令人激动不已。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1993年,我来到中关村彭桓武先生的寓所。一见面,彭桓武先生就跟我开了个玩笑:

    “噢,你准备写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者,就是说你可以胡编,我可以不看,不信也……”

    几句话,把我的拘谨打消了。

    趁彭先生去烧开水的工夫,我打量着他那简朴的寓所。饭厅一角的小桌上,摆满了用过的和待用的碗、盘,饭桌前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营养素成分图表———我知道彭先生一直独身生活,却没想到身为科学院院士的78岁老人却连一个帮着做饭的人也没有。客厅里的书橱和写字台上,摆满了书籍和资料,我特意打量了一下他那陈旧的沙发,沙发两头的扶手已深深地凹了下去——曾给他开车的邵春贵师傅给我讲过:有一次我问彭先生您这沙发是怎么回事,彭先生说你猜猜看,我说是胳膊压的吧,彭先生笑着说不对,是头压的,我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书,这是我的枕头。

    我早就听说了彭桓武先生的许多传说,听说彭先生的道德、文章都堪称一流;听说彭先生40多岁才结婚,后来夫人又先他去世;听说他年轻时工作之余喜欢在街头看人下象棋;听说他在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时每当饭后就一边思考问题一边踢着路上的石子散步;听说彭先生爱写诗,还是中关村一个诗社的活跃分子……

    彭桓武,1915年10月出生。1935年,不到20岁的彭桓武自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进入清华研究院深造。1938年,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他在清华大学的老师周培源为他选择了导师———马克思•波恩。彭桓武来到爱丁堡,成为波恩的第一位中国弟子。彭桓武在波恩门下如鱼得水,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彭桓武来到都柏林高级研究院工作,与海特勒、汉密特两人合作,综合了介子场论若干成果,这个理论便以它的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HHP。HHP理论的主要工作出自彭桓武之手,他的名字一时广为同行所知。1945年,彭桓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他与波恩共获爱尔兰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在国外科学界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是许多外籍学者求之不得的。

    然而,彭桓武却念念不忘回祖国。归程曾被战火阻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更加归心似箭。他和滞留在法国的钱三强相约,回国后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大干一场,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盛起来。1947年底,彭桓武登上东归的海轮;1948年,当爱尔兰皇家学会选他为会员时,彭桓武已经在云南大学执教了。

    后来有的记者问到他为什么回国,一向十分随和的彭桓武却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激动:“不!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国,并为她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关心她、建设她,使她强盛起来,不再受人欺负。”

    在1993年的这次采访中,我向彭先生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是的,我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学成归国嘛!”说着,他悄悄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走后门回来的,走的英国海军的后门。当时,回国的轮船很紧张,我有同学在英军服务,我托他想办法,搭英国海军军舰回来的……

    1949年,彭桓武来到已经解放的北京,暂住在叶企荪教授家里,他和钱三强重逢了,他们终于能以促膝谈心代替纸上交流了,钱三强兴致勃勃地告诉彭桓武:“中央准备成立一个人民的科学院,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就能成立一个近代物理所。”

    “这回,咱们可以干起来了!”彭桓武跃跃欲试。他和钱三强商定,先从教育开始,解决物理学人才匮乏的问题。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

    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来,我就来了

    彭桓武是和王淦昌同一天来到核武器研究所的,在祖国召唤的时刻,他毅然受命,走进这个神秘的领域,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我国核武器的理论攻关中去。回顾当年的心情,彭桓武的语言中没有慷慨激烈的悲壮,却有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

    “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来,我就来了。”

    说到这里,彭先生忽然一笑:“你听说过吗,周总理还说过我呢。”

    “为什么?”

    “我想,当时可能是总理看我说话很随便,像小孩似的,就说了‘彭桓武啊,这可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啊!’”

    “那是1961年,我和王淦昌、郭永怀到九所报到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我们,交谈中,总理问:彭桓武,你过去见过原子弹吗?我说谁见过那玩意儿啊!总理又问:你以前懂不懂原子弹啊?我说谁懂得那玩意儿啊!总理就对我说了那句话,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

    其实,在此之前,彭桓武就在为这神圣的事业尽心出力了。在1988年7月的一次采访中,朱光亚告诉我说:“彭桓武没调来之前就开始出主意,那时,我们经常到原子能所去找他请教……”

    彭桓武担任了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中子点火装置的理论研究和设计,朱光亚担任副主任。在北京郊区一座树荫掩映的灰楼里,彭桓武指导那些年轻的科技人员研究、计算;在青海高原的金银滩,彭桓武参与指导核爆前的重要爆轰试验;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他洒下了心血与汗水。在他身边,成长出一批批年轻的科技专家。

    几乎每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由于国外严格保密,核武器物理中许多重要的物理现象、规律及其计算方法都要依靠我们自己研究掌握。

    在彭桓武的建议下,核武器理论的攻关者们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召开专题研讨会。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和初出校门的后辈聚在一起,对难题“会诊”,各抒己见。这里没有年龄与资历的差别,只有对科学真理的平等探讨。会议室的黑板上,是大伙儿疾思走笔的场所,一个个公式写上去又被擦掉,一个个计算结果得出后又被否定,谁有道理就听谁的。

    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始终平等待人,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不懂就问。他一直认为,研制原子弹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他特别器重和喜爱那些年轻人,深知他们为计算每一个参数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但年轻人在某些地方还有些考虑不周时,他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经常在黑板前写出一大串计算公式,从另一个方面启发年轻人的思路。他热情鼓励年轻人都谈出自己的看法,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他运用强有力的理论手段把复杂的方程组予以简化,完成了原子弹反应过程的粗估计算,科学地划分了反应过程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决定各反应过程特性的主要物理量,为掌握原子弹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物理图像起了重要的作用。

    困难的还有工作条件。虽然国家把当时仅有的科学院自制的电子计算机尽量保证给他们使用,但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仍是“常规武器”。对此,彭桓武后来回忆说:“我们穷人有穷人的办法,想了些窍门,可能计算上比人家省些时间。整个过程中,数学计算没拖实验的后腿。”

    难题被一个又一个地解开了。1962年9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宣告诞生。

    后来,彭桓武主持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照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应授予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当研究所所长给彭先生送去这枚奖章,他却执意推辞:

    “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

    “不,彭公,这是国家的规定,请您一定要收下。”略为思索之后,彭桓武接过了奖章:

    “好,既然这么说,我就先收下,”但是他接着说,“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了,我就有权来处理它,请您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送给所有为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们吧。”

    说着,彭桓武提起笔来,顺手撕下一张日历,写下这么两句话:“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谈起这件事,彭桓武告诉我:“我不是谦虚,是事实,我们的核武器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刚开始,没有谁懂得原子弹、氢弹,是靠集体智慧,集体攻关,集思广益,我们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作者:原总装备部政治部一级作家,大校军衔)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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