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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雯:多年呼吁只为一个话题

2019-07-24 15:01:38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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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冯飞

    知识产权,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赵雯多年来几乎从不间断的话题。

    连续5年,赵雯向全国政协提交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案。今年,她将目光转移到立法层面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同时关注司法层面上知识产权法院的建制。

    抓紧推进体系化进程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对于知识产权事业的重视,首先源于赵雯对知识产权之于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换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对外开放、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回应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法治环境,已是举国共识和万众期待。

    在赵雯看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体系面临发展和变革。“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公信力。”

    首先是司法程序方面,如何进一步完善?

    赵雯建议,我国应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建立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制度。目前,我国仅有实体规则,缺乏有约束力的执法措施和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终究是乏力的。因此有必要制定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确立知识产权诉讼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制度,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和证据保全制度,明确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技术咨询专家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与责任,

    实现高水平、高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

    其次是落实,抓紧推进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进程,在赵雯看来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是以民法总则第123条为纲领,主要由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构成。“由于分别立法等原因,上述法律法规并未进行体系化梳理和整合,缺乏科学完备的内部逻辑结构,甚至存在不一致之处。”赵雯说,当前民法典分则正在编纂过程之中,知识产权法编尚未纳入分则编纂计划。但无论是否纳入民法典分则体系,都应当以法典编纂为契机,抓紧推进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进程,全面梳理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提炼出知识产权法的一般规则,消除法律法规之间的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的现象,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加大保护力度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的最新发展,为解决专利维权周期长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2014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成都、武汉、南京等地设立了15个知识产权法庭;201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赵雯介绍说,“这个新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是专门受理技术类案件的法院体系,完全可以在同一法院既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又审理侵权纠纷,实现专利无效案件与民事侵权案件审理无缝衔接。”

    赵雯从著作权和商业秘密两个切口入手,提出较为详细的建议。

    在她看来,我国著作权法应扩大著作权客体和内容的范围,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她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对“作品”的概念作出定义,再列举作品类型并增加兜底条款(如“其他符合保护条件的作品”),使著作权客体可以涵盖更多新的作品类型,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建议将“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并将非交互式的有线播放行为纳入其保护范围。

    “商业秘密的保护工作和意识也亟待提升。”赵雯说,我国应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对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商业秘密的主要表现形式、合作开发产生的商业秘密的归属、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和转让、商业秘密侵权的构成要件、侵权损害赔偿标准、举证责任的分配、技术鉴定程序、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构成要件以及量刑标准、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协调、商业秘密案件审理中的保密问题、竞业禁止、择业自由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协调等作出法律规定。

    建议在上海单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当年年底,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根据方案,中央编办批复北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单独设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则是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合署办公,党务、宣传、司法政务等综合性管理事务由一套机构完成。

    今年全国两会上,赵雯提交了一份“关于在上海单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的提案。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合署办公’的运行模式,在设立之初确实体现了机构精简的改革初衷。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合署办公’已落后于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步伐。”赵雯解释说,当前,“合署办公”的运行模式与中央对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不相匹配,难以满足上海扩大对外开放层级、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五个中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需求;不利于充分展现上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日益专门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态势;不利于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上海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前,2014年上海两个中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不足1000件。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收案数年均增幅10%左右,2018年收案2067件,比2015年增长26%。“合署办公”模式下审判辅助、保障力量需要兼顾其他审判任务,影响知识产权案件的立审执衔接和诉讼保全的及时开展,影响集中资源开展调查研究和法治宣传。

    不仅在提案中,在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赵雯也强调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建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应按照直辖市中级法院单独设置。”

    她将已经遇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逐一分析,连带相关思考一并写成具体提案——

    在机构设置方面,目前已经确立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法律依据,因此,单独设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并不需要法律的另行授权。根据机构设置程序报批,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批复,按照直辖市中级法院单独设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内设机构设置应综合考虑内设机构改革、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特点和发展趋势,应包括3个审判庭以及综合办公室(研究室、审管办)、政治部(法警支队)、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技术调查室、执行局。

    在案件管辖方面,单独设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后,应在现有案件管辖范围基础上,增加管辖下列案件:一是涉知识产权申请确认仲裁裁决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以及申请执行知识产权仲裁裁决案件;二是技术合同类案件(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属于技术类案件,基层法院不再管辖);三是有重大影响、示范意义或者重大群体性诉讼、集团诉讼案件;四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立执行局,办理知识产权保全、执行案件。

    如若单独设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如何配备人员也是一大重点问题。如此细节问题,赵雯也有充分思考。

    “应根据相关方案,建议核定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政法专项编制100名,今后可根据案件审判任务再做适当调整。在领导职数及法官配备方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设院长1名、副院长2名,政治部主任1名。法官实行员额制,具体人数按照中央确定的员额比例核定,可在现有法官员额数基础上根据案件数量变化适当调整。”在审判辅助人员配备方面,赵雯建议,审判辅助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技术调查官、司法警察等。法官助理一般由在编人员担任,书记员可使用聘用制人员,技术调查官可采用招录聘任制公务员。原则上按照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1:1:1的比例组建审判团队。在司法行政人员配备方面,赵雯建议,司法行政人员按不超过全院编制数的15%配备,可以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现有人员中划转部分,也可从全市法院选调。

    多年来,赵雯为了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咬定青山,锲而不舍,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她聚焦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热点和难点,围绕着国家与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改革、知识产权高等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等内容献言献策,她的提案与建议,有的已被国家相关部门采纳,有的正在付诸实施。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赵雯在结束采访时,再次强调其重要性。愿在政协平台上,多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说话,尽一己之力,推动国家创新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中国知识产权报社)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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