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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不忘初心,底色未改

2019-07-08 16:19:58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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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忠友

    陈建功是新中国的同年龄人。他的祖父曾是北海商会的会长,父亲远在北京任教,在他8岁那年,将他带到北京生活。虽然父母都是教师,但当时家中经济条件并不算宽裕,看到有人穿着雍容华贵的羊皮大衣,他想到自己母亲穿的旧皮袄。每到冬天,母亲便小心翼翼地在碎皮子间穿针走线……他把这份心酸写进日记,不料却被母亲看到,当即教导:“何必跟人家攀比?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比什么都充实。”

    母亲的这句话,铸就了陈建功的人生底色,几十年如一,从未改变。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自小学开始,陈建功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唐诗三百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母亲》等中外名著,并写出了当时中考考区备受赞誉的具有独创性的书信体作文。在中学时代,他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可以说开了个好头,他的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中,并做起了“作家梦”。

    1968年8月,陈建功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毕业,18岁的他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区木城涧煤矿当采煤工人。当时能分配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但民间有句老话,称采煤工人的工作状态是“已埋未死”。现实中虽没有民间老话说得那么可怕,但采煤确实是既危险又劳累的,诸如遇到矿井塌方、透水和瓦斯爆炸,都有可能会要了矿工的命。

    平时矿工们在井下采煤,空气闷热,汗水湿衣,满脸乌黑,衣服脏旧。在那抡锤打眼、开山凿洞的艰苦岁月里,陈建功没有消极,而是以乐观的态度积极地做好本职工作。他觉得只要为国家和民众采煤,哪怕再危险再艰苦,也是需要人去干的。全国有那么多的工人在挖煤,自己为什么就不可以挖煤,这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要努力去干,争取为国家多产“乌金”。因此,当看到一车车的煤从矿井里运出来,他心中便有一种收获的喜悦。

    每天下班以后,陈建功并没有放弃心中的作家梦,他不顾劳累,凭借宿舍里的一盏自制床头灯,坚持读书、创作,将灵感注入笔尖,在方格纸上描绘出来。就这样,他在煤矿当了10年的采煤工,也在业余时间自学和创作了10年。

    1977年11月的一个清晨,陈建功与20多位煤矿的工友一起蹿上一辆大卡车。

    那个清晨凄清而苍白,空气干冷干冷,矿区的汽笛声在迷蒙的晨光中飘荡。以往这个时候,他们正身穿沾满煤屑粉尘的“窑衣”,头顶安全帽,戴着矿灯,灰头土脸地等在井口,等着朝开往井下工作的矿车上蹿呢。而今天,汽笛声响起来时,他们却等在另一个路口了。大卡车如约来到,车后尘土遮天蔽日,他们拿出蹿矿车的身手,像猴子一样蜂拥而上,继续驾着尘土往大约10公里外的考场——色树坟中学狂奔。

    几个月后,陈建功和同矿的好朋友黄博文一起在矿区的井口带领着三个老女工筛沙子的时候,有人跑来让他俩到矿上的人事部领取“录取通知书”——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黄博文被北师大物理系录取。整个煤矿都轰动了,但陈建功却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喜悦,反而很平淡。因为,在这段时光里他已体验太多的苦辣酸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学会了顺其自然对待命运。

    “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滋味”

    陈建功在他的《北京滋味》一文中写道:“我是到28岁时才开始‘读’北京的,因为那一年我上了北大,听了第一次讲座,由侯仁之教授主讲。此前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1年,听了侯教授的,我才知道,前21年基本白活。因为北京太有意思,而我,却只是在北京‘活着’而已。讲座结束后的次日,我流连于北大勺园,想米万钟,又想到侯教授的老师洪煨莲。到了星期日,我跑到永定河畔,感受这几近枯竭的河水当年如何孕育出一个聚居点,成为都市最原始的胚胎。我又跑到莲花池,因为记得侯教授说过,莲花池之水滋养了蓟城,由此而金中都兴,北京城即由此发展起来。坦率地说,只凭一次历史地理学讲座听来的知识,我哪里看得出什么名堂?北京,是要‘读’的,可以用历史地理的眼光去读,还可以用民俗学、政治学、建筑学、方言学、艺术史、文学史……北京有着无穷无尽的滋味。”

    正是北京这无穷无尽的滋味,让陈建功成为一个“写北京味”或者说作品有浓郁北京风格的作家。1982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写了多篇有“北京味”的文学作品,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几十年来,陈建功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并出版了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找乐》等,部分作品还被译为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

    陈建功回忆起写中篇小说《前科》时的一个细节——小说中老太太儿子被抓后,寂寞忧伤的她唱着老北京民谣:“老大在州里当捕快,老二在县里当衙役,老三开的煎饼铺,老四卖的是烤白薯……”陈建功说,起初听到这首民谣时并没有太在意,待接触到另外一些地方文化时,才品味出这首民谣所蕴含的那种“十全十美”的梦想,推及所写人物的处境,像是找到了一种可以挑战经典的细节,极大鼓舞了他的创作。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在陈建功多年的努力下,他的短篇小说《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北京文学》奖,《鬈毛》获《十月》文学奖,《太阳石》获《东方少年》中篇小说奖,《放生》获庆祝建国45周年中篇小说优秀奖,《皇城根》获庆祝建国45周年长篇小说佳作奖,《探访:大饭店W•C》获庆祝建国45周年报告文学佳作奖等。特别是根据他中篇小说《找乐》改编的同名电影,分获1993年柏林电影节青年影评大奖、东京电影节金奖、西班牙圣塞巴蒂安电影节奖、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几乎就是“获奖大满贯”了。

    “平民领导”

    陈建功调到中国作协担任领导职务后,仍保持当年煤矿工人的本色,身上没有架子,所以被人誉为“亲民的作协副主席”。

    曾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的胡殷红曾撰文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个来自贫困农村的年轻保安员,平时酷爱文学,为仰慕这座文学的殿堂,特意应聘到中国作协机关当门卫。他早就多次拜读过陈建功的小说和散文,后来才知道,陈建功就在中国作协机关大楼里上班!小伙子兴奋不已,把写好的两部长篇小说揣在怀里上岗,他天天寻找机会,就是想看看能把《丹凤眼》描写得那么漂亮、能把《鬈毛》写得那么生动的大作家长什么样子。在他想象中,陈建功应是气宇轩昂、衣冠楚楚,几个月下来,他竟未寻找出想象中的陈建功。有一天,这个保安实在不想拖了,“斗胆”问一位平日里出入总是笑容可掬、嘘寒问暖的“老同志”:“我想找陈建功副主席,能告诉我他在哪个办公室吗?”陈建功笑着反问:“我不像吧?”保安明白后又惊又喜,红着脸当即取出习作向陈建功请教。陈建功便接收了这位保安的作品,细读几天后专门约这位保安员到办公室,拿出他细细批注过的两部文本,就他的创作谈了许多具体意见。

    还有一个关于陈建功的故事广为流传。

    有一年《文艺报》请中国作协每位领导为报社写新年寄语,因报社要先约写“手写体”,然后扫描后使用,陈建功的“手书‘新年寄语’”是:“我的手机号是1360×××××××,有事打电话。”

    不算名言,也不是警句,与官方语言更是差之千里,倒是言简意赅,只是难煞排版编辑。就因如此,陈建功的手机号多年不换,在文学界他的手机号比任何人普及率都高,和大小作家都走得很近,凡事找他无不回复,因此获得一个“平民领导”的称号。

    “当心别丢了自己,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结自己的果子”

    从2003年3月开始,陈建功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5年后又连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到2013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十多年来,他积极参政议政,撰写了许多提案,特别是他作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期间,一直在推动教科书选文付酬办法出台。

    此前出版单位向作者付酬的情况并不乐观。陈建功说,根据文著协的调查结果,当时全国580家出版社中,仅有个别出版社在编写、出版教科书后能主动、自行联系作者,向作者支付稿费,或者通过文著协向作者转付稿酬,而大多数出版单位从来都不会主动联系作者,即使有作者主动上门索要,出版单位也不会爽快付酬,往往以各种借口搪塞推诿,到最后可能会“仨瓜俩枣”,打发了事。而且,目前出版社都没有公开教科书选用作品的篇目供广大作者查询,绝大多数作者在作品被教科书选用后,非但不能获得稿酬,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入选,也不知道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甚者,有些作者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被改得面目全非——将诗歌排版成散文,不给作者、译者署名,张冠李戴等等,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之现象比比皆是,在教科书的电子版上,更是随处可见。

    2013年下半年,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教科书使用已发表作品支付报酬的问题做了明确规定。该办法自2013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办法颁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能在繁荣文学创作、保护作家合法权益等方面做贡献,陈建功也感到很欣慰。

    2016年8月底,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陈建功在大会发言中呼吁政府面对新的文艺形态,要“跟上节拍”。

    他讲道,“面对异军突起的网络文艺创作队伍,许多相关部门还停留在‘集训’、‘表态’、宣示‘重视’的层次,在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上,还未见创新……在国家级文学奖项中开设‘网络文学奖’,好像并不需要洪荒之力,但至今尚未见到这一奖项的设立。这种有意无意的边缘化不能不说仍然透露着传统文艺形态的傲慢与偏见。”

    不仅是管理部门的制度建设和工作方式,就连作家们本身都难免面临急于创新和浮躁不定的困扰。

    笔者问陈建功,您的写作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他回答道,每个人都一样,渴望创新。时髦的东西来了,也难免心动。但当心别丢了自己,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结自己的果子,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赶时髦。

    “现在这个喧嚣骚动的年代,作家们需要定力。多样化的文学时代所给予作家的,有‘抱玉握珠’的追求,也有‘五色眩迷’的困惑。批评家们开始为各色各样的小说册封流派。也有的‘册封’来自编辑部,他们急于打出一个旗号,以促进刊物的销售。结果就是读者们眼花缭乱,作家们也心慌意乱。对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与‘册封’一起泛起的,是批评界的各种名词与术语。缺乏定力的作家们怎能不手足无措?”

    陈建功最后说,所谓“得意忘形,得鱼忘筌”,学习国外的流派也是这样,不可生搬硬套、邯郸学步。所以,在五色眩迷的艺术流派中间,不能失去自己。最可贵的是找到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把握世界和铸造世界的方式,不要盲目地追随别人。

    (作者:文史学者)

    人物简介:

    陈建功,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49年11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市,1957年随家迁至北京。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后在京西煤矿当了十年采掘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先从事专业创作,是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陈建功主要从事小说、随笔、电视剧写作。出版过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前科》等,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等。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全国重要的文学奖,部分作品译有捷克、韩、日、法、英文版本,在海外出版。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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