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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2019-06-25 16:58:33 来源:中国政协 沈黎明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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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还在研制中,氢弹研制已然启幕。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其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提前研究,就可以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快速研制出氢弹。

    上世纪60年代一个冬日,雪后的北京,银装素裹。

    正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忙碌的于敏,突然接到时任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通知,钱三强要找他谈话。于敏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简单寒暄几句后,钱三强神情严肃:“我国要开始氢弹研制,经组织研究,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由你任副组长,领导并参与氢弹原理研究,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钱三强的话让于敏有些意外,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自己专业领域,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毫不犹疑的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好任务!”就这样,年轻的于敏踏上了氢弹研制之路。在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的领导下,以于敏等为主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

    研究工作几乎由零开始。

    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能查到的国外资料很少,国内也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于敏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努力,在艰难中不断探索。研究工作需要大量极为复杂的计算,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时间安排给原子弹研制的计算,面对这种现状,于敏急中生智,想了个“土”办法,带领全组成员,每人手拿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忙碌,同事们看他太累,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为了国家需要,我个人累点没关系!”

    于敏曾经的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院士生前回忆说:“于敏研究氢弹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196410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轰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听取国家计委有关问题汇报时提出: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示:氢弹的理论研究要放在核研究首位。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氢弹研究增加了动力,创造了条件。

    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又设计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于敏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问道:“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他们利用那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开始攻坚。当时计算机性能不是很稳定,使用时间又很宝贵,于敏便每天泡在计算机房里,一摞摞计算数据出来后,他伏案、有时甚至趴在地上认真查看,分析不完,就带回宿舍稍事休息,继续琢磨。

    从09,这10个阿拉伯数字在很多人眼里是十分枯燥的,但在于敏眼里却像战场上奔腾的千军万马,他夜以继日地在浩如烟海的数字中计算、推演,寻找最佳方案,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别人从计算结果中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抽丝剥茧一分析,就成了活知识。最后几经努力,于敏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面的重要课题,带领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这份方案,最终被确定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一份份浸满智慧与心血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炉,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被攻克,经过多年努力,于敏和他带领的科研人员们对氢弹原理有了一定的认知,为成功研制氢弹奠定了坚实基础。19676178时,大西北罗布泊,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预定空投区。随着指挥员一声铿锵有力的“起爆”命令,机舱打开,一颗氢弹带着降落伞跃出飞机急速下落。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湛蓝的天空上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红色烟尘急剧翻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渐渐地火球上方出现了草帽状云团,与地面卷起的尘柱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设在距离爆炸中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融化、700米处的轻型坦克完全破坏、近3公里处的一辆重约54吨的火车推出18米。很快,爆炸当量计算出来——330万吨。

    当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听到结果,于敏很平静:“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3个月,英国用了43个月,法国用了86个月,前苏联用了43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8个月。

    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访华,与于敏会面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氢弹之父”。西方通常习惯将科研领域中理论突破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某某之父”,可于敏对“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却不喜欢,他认为这种称谓不科学,他不无风趣地说:“氢弹研制是一项大科学系统,需要诸多学科、各方面力量全面配合才能成功,我只是起了一定作用而已,氢弹总不能有好多个‘父亲’吧!”

    说起“称呼”,于敏的故事有点多。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上学不久后于敏发现,由于学的是工科,老师教学的重点主要放在教学生如何实际操作上,理论知识讲得相对较少。这种状况让于敏有些苦恼,因为自上学起,他一直喜欢理论探寻,高中开始尤其对物理学情有独钟,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开始理论物理的学习。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自内心的喜欢,让于敏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赢得老师们的欣赏,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读书期间,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外,于敏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图书馆里常常是闭馆那一刻最后离开的学生之一,久而久之,同学们送给他一个“老夫子”的雅号。

    1957年,以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领域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钱三强安排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和学术交流。交流中于敏的专业学识与才华给朝永振一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于敏从未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时,十分惊讶。访问结束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对于敏大加赞赏,称他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回到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继续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探索前行。十年动乱结束,国家科技发展迎来春天后,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上世纪80年代,于敏和邓稼先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向党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后来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王大珩院士共同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

    几十年来,于敏在科研上成就斐然,他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中央军委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成为获此殊荣的23位科学大家之一。201519日他又一举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合影留念。颁奖仪式结束后,面对殊荣,于敏淡定而谦逊:“这个奖更应该属于我们的集体,没有同事们,我个人是难以取得今天这样成就的!”

    寥寥数语,尽显大家风范。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虽然已从科研一线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敏仍关注着世界核武器发展的最新动向,他指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丧失了创新能力,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方法,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日常生活中,于敏最大的爱好是读中国历史和古典诗词。从小就熟读了大量的唐诗宋词,最让他喜爱的是杜甫的忧国忧民和岳飞的家国情杯。他教给自己孙子的第一首诗词,就是岳飞的《满江红》。他说,喜欢诗词和搞核物理并不矛盾。学习古典诗词是为了让自己好好说话,搞核物理是为了让别国好好说话。

    于敏生前居住的地方至简至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台老旧的电视。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3年时光。在他的书柜里,有几本他为学生亲手整理的手稿,每一页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就在书桌上,耄耋之年的于敏,自己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抒怀》: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此诗是于敏真实情怀的写照。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20151月,89岁的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自此之后,这位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彻底淡出了公众视线。但他人并没有闲下来,2019116日,就在去世前的两个小时,他仍然在听自己的学生汇报科研工作。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作者系文史学者)

    人物事迹

    于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28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1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201812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于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19116日,于敏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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