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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我们架的“桥”

2019-02-28 18:34:32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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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茅玉麟

    我的父亲茅以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父亲生前不大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事情,像钱塘江大桥建桥、炸桥、复桥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已经是父亲八十寿辰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给他拍了一部叫《架桥人》的片子,拍纪录片的时候才比较详细地听他讲起了有关的一段段往事,当时的我们很是震撼。建桥是为了民族,炸桥也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复桥更是了。但这些事情,父亲平时都不讲,他不愿意自己的家人再替他担心了。

    父亲经历的大事我们都不太清楚,像他和小孩们在一起时的点滴,我倒是经常会回忆起来。父亲做人和做学问的那种风范,让我永远都忘不了。他为我们子女架的“桥”,不光是物质的桥,还有精神的桥。

    茅氏家教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桥梁专家,但在我们子女眼里,他就是一个慈祥的父亲。他对子女从没红过脸。哪个父母不生孩子的气啊,他就没有。他的家庭教育理念,对我们一生都有深远影响。

    父亲生前对我们子女的教育非常民主,从我们家七个子女对工作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搞桥梁工程的,但是我们七个子女里,没有一个是搞土木工程的。后来等我们懂事以后,觉得很是浪费资源,我们有学英国文学的,有学音乐的,还有学药学、心理学的,唯独没有学土木工程的。当时有人问他,他这样回答:“孩子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他们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这件事情就一定能做好。如果我强加于他们身上,他们就做不好。”

    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因为觉得很苦才没有学父亲的专业?其实不是,我是“老三届”,等我能选择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错过了比较好的机会。没有选择父亲的专业,我觉得很遗憾,但是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他的专业。只要看到桥就感觉拉近了距离,可以说是“零距离”。我虽然没有真正地学到如何建桥,但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和专业,也是在搭一座座“桥”,我觉得对社会有贡献,感到很欣慰。

    父亲不常在言语上教育我们,他晚年的时候,姐姐们哥哥们都大了,只有我一直跟他住在一起。他从未教育过我,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选择什么,他很尊重我们的意见。包括我自主择业,选择到工厂去工作,他都毫无怨言。

    1966年,我和所有同龄人一样,离开课堂投身到了农村或者工厂中去。16岁的我被分配进入一家烧瓷厂工作,因为没有能到北大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感到有点沮丧。父亲却这样告诉我:“你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工人,应该感到骄傲,好好地去工作,先做人后做事。”

    “先做人后做事”,父亲的这句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无论做什么,我都会以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在工厂的14年里,我从工人师傅那里学到了勤劳、坚忍和乐观,尽管那是一个科技几乎停滞的年代,但是我心中的梦想和信念却一直都那么坚定。

    交大求学的故事

    交大1896年建校,我父亲也于同年出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缘分。

    2014年,我曾前往唐山交大旧址参观,浓荫掩映,古木参天。我抚摸着沧桑的树身,思索良久。来唐山,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寻根,隔着时空追寻父亲当年旧影。在这里,不仅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在这里,他也直接成为一所百年名校历史的书写者与中心人物。

    我父亲家住南京,15岁时他想北上考唐山路矿学堂。但是那时候唐山路矿学堂是全国高等学府里最好的学校,他生怕自己考不上,思考再三还是放弃报考。于是他想考清华学堂,因为清华学堂要好考一点儿。但是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他去晚了,失去了考清华学堂的机会。正好唐山路矿学堂在天津招生,他转而考的唐山,没想到一考就考中了,而且成绩非常优秀。从此,就跟唐山,跟交大,一辈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五年的校园生涯对他一生来讲,非常重要,本科教育阶段为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因为年纪小,入学后他学习非常刻苦。那时候老师都是用英文授课,自打这学校一成立就是国际化的教育,有很多外籍教授。西南交大茅以升纪念馆里面有一张我父亲上学时的成绩单,他的平均分92.5分,年年都是年级第一名,并且和第二名之间差距很大。

    他学习好不光是因为聪明,还因为他付出了很多。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是在读书。那时候上课,老师没有教学课本,老师在前面讲课,学生们就在底下记。有的人记了就顾不上听,听了就顾不上记。他呢,是既要听也要记,但是也有没记好的,所以他每堂课回来以后都要重新整理笔记。每一科做作业也好,整理笔记也好,他都有时间安排,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做完,从小便养成了一种严谨的习惯。

    他上学时有两个计划表,一个是每日的计划表,一个是每周的计划表,每天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比如说,没有按计划完成的,他从不拖着做,一拖后面全拖了。没做完的,先不管它,然后做下一个,什么时候补呢?每周周末的时候,他要对他一周的计划整个看一遍,里面哪门功课做得不够好,这一周定要补好,决不过周。

    我父亲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很多课余爱好,他爱踢足球,爱京剧。虽学习刻苦用功,但也没太耽误玩儿。因为他安排得好,所以效率高。这其实是很好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仍然可以借鉴。

    圆周率的故事

    父亲晚年的时候,经常到学校里面去给学生作报告,他乐此不疲,为孩子更是鞠躬尽瘁。那时候我家可热闹了,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小孩们都到我家来过队日、过团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北京有一个九岁的小男孩,有一天到我家做客。他就说起来,茅爷爷,我以前看到文章说您背圆周率可以到小数点后一百位,您现在还能背吗?我父亲说咱们试试看吧。两个人就开始写,这小男孩写得特别快,比我父亲写得快。但最后一数,父亲写得比小男孩多出一位来。小孩说,爷爷您怎么写多了,101位啊,我父亲就对小男孩说,我要跟你说明,科学是无止境的。这小孩叫韩晓辉,现在在美国的硅谷,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科学家。

    关于圆周率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父亲给一个六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写过回信,为什么呢?这个六岁的小朋友听说了韩晓辉的故事,也来到我们家和我父亲比赛,小朋友背到几百位。我父亲就语重心长地对小朋友说,不要为背而背圆周率,他特别怕小朋友把精力都放在背圆周率上,伤害他的才华。所以父亲就写信给他,告诉他,背圆周率可以锻炼记忆力很好,但不要为背而背,它是无限不循环小数,没有规律。对于一个六岁的小朋友来说,如果追求背到五百位,上千位,这就过了。

    通过这一件事,我父亲能说出另一件事来,同时也起到教育的作用。背小数点是对的,但是科学是无止境的,小孩子一定要继续往前努力,但为背而背就会陷入僵化,违背教育的初衷,这就是我父亲作为教育家的言传身教。

    力推科普

    大家都知道父亲晚年的时候,全部精力都在做科普。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早在美国求学时代,心里就埋下了科普的种子。

    1920年,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美国看到科普书籍。有一种图书叫作《科学的故事》,讲的很多知识都是隔行的,不是他所学专业的知识,但是他看完以后,觉得自己也很感兴趣并且能读懂。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科普,他觉得特别好,就把这本书买回来。后来在我大哥读大学的时候,父亲就拿出《科学的故事》让大哥翻译,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科学道理给说出来,让那些外行的人也能看懂。这个故事后来发表在上海《科学画报》上,当时销量非常好。可以说他搞科普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贯穿了他的一生。

    科学研究十年磨一剑,对于科学家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时间,而我的父亲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晚年时,他来到孩子们中间,作报告、讲知识,几十万人聆听过他的演讲;他为孩子们写书,200多篇寓教于乐的文章相继问世。

    我受父亲影响,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过一则提案,和科普工作密切相关:科普作品青黄不接,新书很少,老作家年纪越来越大,中青年作家补充不及时。建议国家要想办法让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普及科学中来,有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要求科学家在提交科学论文的同时,必须提供一篇科普短文简要介绍他们所从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父亲推行科普,曾遭遇过许多不理解的目光。有些人看不起他的这些作品,认为科学家干这种小儿科的事情,浪费人才。但他回应说:“科普是宝塔的塔基,没有它就没有宝塔直入青天。”他希望这个事业,能够得到众多科学家的支持,每个人都来添块砖瓦。

    奋斗不息

    因受政治风波影响,我们全家被赶到一个很小的房子里生活。我母亲给我父亲开辟了一个很小的书屋,也就三四平方米吧,他一起床就伏案,几乎不离他的小书屋。就是那时候,他写下《桥话》一书。我每天一睁眼看到他,他就是一种奋斗不息的状态。《桥话》写完了,我背着书稿到处走,希望有出版社能出版。大家一看都说了不起,因为他都是用蝇头小楷写的,50多万字,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写得工整漂亮,单是他写字的这种严谨精神,就能够打动每一个人。但是整部书稿看完以后,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不能取得高额经济效益,所以一直没机会出版。

    这部书稿在我家书柜里躺了三十年,直到1996年西南交大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我在西南交大见到胡正明校长,无意中提到这部书稿,胡校长说不早说,拿来学校出版。就这样,由西南交大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桥话》这本书。

    父亲年老的时候,眼睛很不好,有1500度的近视,还有黄斑病变等种种疾病没法治,身体比较虚弱。但是他所有的回信,包括学生来的信、少年儿童来的信,都是亲笔写成。他眼睛不好嘛,会写作一团,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拿一张A4纸那么大的硬纸板,给他刻成一条一条的槽,后面搁一张白纸,再放一张化学板作垫板,拿夹子一夹。一行一行他就这么摸着写,有可能两个字写在一起,但不会上下串行。

    就这样他写了很多东西,包括对中国科技馆——我们国家第一座科技馆建设的提议,全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父亲对科技馆事业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科学文化素质是民族素质、劳动者素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科技馆事业起步较晚,远落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政协会上,父亲找到了80多位委员,联名提案希望建立一座国家科技馆。父亲耐心地给他们介绍科技馆对提高全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委员们十分感动,纷纷签名,竟达100多名。最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国家的“七五”计划重大建设项目中,终于有了科技馆一席,并邀请父亲任筹委会主任。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异常。不幸的是,科技馆全部完工之前,父亲却离开了我们。

    父亲给我们子女看到的,就是他不断在学习、不断在奋斗的身影。他有一段话:“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这小段话是文言文,虽然有点难懂,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一辈子就是在奋斗。

    (作者: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茅以升之女)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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