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婵之歌———专访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

2019-02-24 16:46:26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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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青岳

    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乐团国家一级演员罗天婵是中国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她演唱了许多脍炙人口、积极向上、广为传唱的歌曲,像《打起手鼓唱起歌》《思乡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向北京致敬》《红莓花儿开》等歌曲都家喻户晓,深受百姓的喜爱。她致力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和演唱广东南音,让更多的百姓欣赏到民族民间艺术的魅力,推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

    2016年9月,我第一次应邀去家中拜访罗老师。她是中国老一辈少有的女中音歌唱家之一,她的经历和履历应该非常丰富,但准备罗老师的采访资料时,我发现网上关于她的资料少之又少。声乐表演与器乐演奏不同,这门学科需要歌者有强烈的表现力和表现欲望,我难以相信受广大观众欢迎、在舞台上充满自信歌唱的罗老师,在生活中是那么低调!

    在采访过程中,罗老师总是谦虚地说“这没什么可说的”“这不值得一提”“不要说得太夸张”……她虽谦逊低调,但非常开朗,看待事物和现象也非常客观。她对艺术的追求很执着,她说每演唱一首歌曲都要经过反复的琢磨,慢慢品味其中的内涵和味道。她一直在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她说作为中国歌唱家,就有使命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

    如今,她的听力出现了问题,近些年推掉了大部分的演出。她说自己不能欺骗观众,要对得起喜欢她的所有观众。罗老师这种以身作则的专业素养,能带给中国音乐界发人深省的反思与启迪。

    与音乐结缘

    史青岳:罗老师,您好!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抒情女中音歌唱家,请讲讲您学习音乐的经历,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学习声乐?罗天婵:1953年,为了扩大规模和发展新生力量,中央歌舞团在全国各地进行招生,当时在广东、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招了不少学员。我从小喜欢唱歌,但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那时我在广州粤秀师范学校读中学,听说有乐团老师来学校招生,我就去报名。经过学校初试和广州市复试考核后,我考入中央歌舞团合唱队,在中央歌舞团声乐研修班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学习,我的老师就是乐团的各位前辈。

    史青岳:您跟随哪几位老师学习声乐?当时学习声乐的经历和现在有何不同?

    罗天婵: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杨金岚教授,当时我并不懂什么叫发声,杨老师告诉我要“打开喉咙歌唱”。就这一点,我到现在还在研究和学习,要真正明白和悟出其中的真谛很不容易。后来杨金岚老师回到了武汉音乐学院,我就跟随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张利娟老师学习。张利娟老师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她的教学经验很丰富,在跟她学了一段时间后,国家要培养她去保加利亚学习,所以我就跟随男中音歌唱家魏启贤老师和他的爱人马文芹老师学习。后来老师们都出国演出,我就跟随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老师学习,孙老师是黄友葵先生的学生。我刚被乐团招来时,老师们都说我声音挺宽,但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女中音,都把我当女高音教。孙家馨老师教我时,她发现我很容易唱低音区,中间声音比较宽和厚。当时乐团刚好调来了林俊卿大夫,他对人体解剖和声带这部分特别有研究,而且他唱西洋歌剧也非常好。孙家馨老师带我去找林俊卿大夫检查声带,林大夫说我的声带又长又有点薄,但又比女高音厚,所以我应该是女中音,从那以后,老师就让我换声部学习。我的老师特别多,而且各个声部的都有,男低音歌唱家杨化堂老师也教过我。这些老师都有各自的特点,他们的功底都很深,又都是独唱演员,他们对工作和对演唱艺术都特别认真。我的每一场演出老师都会去听,然后给我指出不足,告诉我如何改进,这点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当时是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中,在从艺道路上能够得到这么多老师的悉心指导,我是很幸运的。

    在音乐团体学习有个好处,就是理论可以与实践紧密结合,我们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听大量不同形式的音乐会。那时候,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很好,经常有苏联音乐家、波兰民间歌舞团以及东欧民主国家的艺术家来华演出。当时的领导李凌同志很有发展眼光,为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生力量做了很多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条件和物质支持,让我们去听、去看、去欣赏各种艺术形式的表演,有京剧、地方戏曲、相声、京韵大鼓等等,这段经历对我日后从事艺术有很大的影响,让我有能力分辨出什么是好的艺术作品,我后来在演唱一些歌曲时也在向这些艺术家学习,以此来融会贯通,提高自己的歌唱能力。所以说,有好领导对我们的规划,有好老师对我们的训练,整个学习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1956年,乐队和合唱队从中央歌舞团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央乐团,我就进入中央乐团开始参加工作,团长是李凌同志。中央乐团那时发展得很兴旺,我们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合唱、独唱、男声四重唱、女声二重唱、男声和女声小合唱、交响乐,以及各种乐器的独奏。

    史青岳:1956年举办的全国音乐周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大型活动,音乐界的很多人士都来参加,包括很多著名的老一辈音乐工作者。您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场盛会带给您怎样的感受?

    罗天婵:这样的盛会之后再也没有举办了。音乐周要推出新作品,我们团合唱队的新作品是瞿希贤先生的《红军根据地大合唱》。这部作品由多段构成,其中第二段是女声合唱的“送郎当红军”,由女高音和女中音领唱,领导让我去试唱女中音部分。我希望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更亲切、更自然,所以我是用比较柔的声音来演唱,这样观众听起来会感到很新鲜、很特别。我唱完后,领导觉得我音乐表现不错,听起来效果很好,最后就决定在音乐周的演出中,由我来领唱这首作品。演出后,我的演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到会的同志非常喜欢,至今仍对我的这段演唱印象深刻,如今见面谈起来还是津津乐道,还经常模仿我当时的演唱,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同时,我还参加了音乐周的留学生作品专场音乐会和“五四专场”音乐会。其中,在留学生作品专场音乐会中,我演唱的是杜鸣心的《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五四专场”中,领导让我演唱张曙先生创作的抗战歌曲《日落西山》。我当时对抗战歌曲了解不多,所以我拿着歌谱向严良堃老师请教,他对抗战歌曲很有研究,他告诉我:“抗战歌曲不是按着拍子死板地演唱,这首曲子虽然短小,但是表现的情感很丰富。歌曲开始部分是一名战士夸赞对面山上‘眉儿弯弯眼儿大’的漂亮女孩子,这时你就要唱出儿女情长的柔情,甚至可以略带有夸张的演唱。但是紧接着,钢琴伴奏的一个和弦弹下去,这就是音乐情绪的转折,这是在提醒战士,现在是抗战时期,再美的女孩子都不能眷恋,这时你就要唱出一个战士坚定的使命和责任感。”我领会了严良堃老师对于音乐的处理,在“五四专场”演出后,反响很好,老一辈艺术家都给予我鼓励,他们说我唱出了张曙写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容。后来我在太平洋公司录制了这首歌曲,这样难得的好作品一定要留下,歌曲虽然短小简单,但音乐是非常清楚的,表现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也是非常丰富的。

    观众的鼓励就是对演员最大的肯定

    史青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您演唱哪些歌曲比较多?

    罗天婵:1956年,我开始担任独唱演员,我选择歌曲的宗旨是内容好并且是自己喜欢的。《向北京致敬》是我的第一首独唱歌曲,这首歌曲后来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过音,这是新疆作曲家苏里坦木拉脱创作的歌曲,很好听、很欢快,也很有情感,歌曲的内容是歌唱祖国、歌唱党和歌唱毛主席。

    外国歌曲是老师帮我选的比才歌剧《卡门》里的选段《哈巴涅拉》,当时演出不允许唱原文,只能翻成中文唱。现在想起来,那时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1957年,我们在广州、上海、东北和内蒙等地进行演出,《哈巴涅拉》是我演唱的其中一首歌剧选曲,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不爱我,我就爱你”等类似这些语言。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按照音乐表情的要求和翻译好的文字进行演唱。当我们演出完毕回到北京,有一位观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把《哈巴涅拉》的歌词抄了一遍。当时我的内心特别难受,虽然歌剧就是以演唱男女主角的感情为主,但当时的老百姓不是特别能够理解,而且当时文艺界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争论,所以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就很少再被演唱,更多的是唱我们自己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和一些民族歌曲,以及很多外国民歌。那个时候,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好,所以也唱一些俄罗斯民歌,比如《在那白茫茫的田野上》等。周总理很关心文艺,他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要重视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要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所以我们在巡演过程中不断接触和学习当地的音乐文化。

    史青岳:那个时期,您比较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罗天婵:1958年,我们被下放到扬州进行劳动锻炼,我就站在田坎儿上给农民们演唱当地的民歌。田地太大了,如果太讲究歌唱方法根本无法听到声音,所以我就用真嗓子“唱”民歌,今天唱坏了睡一觉,明天起来继续唱。这种既要演出,又要做插秧等农活的艰苦生活维持了一年之久,很多人都浮肿了,我是把嗓子唱坏了,得了声带小结,大夫让我禁声。所以,1959年中央乐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演出我没有参加合唱演出,刚好乐队打击乐人手不够,我就去打大鼓,其他演出有需要时我还学别的打击乐器。

    上世纪六十年代属于困难时期,由于经费缺乏等问题,乐团团长决定“以小养大”,组织小乐队出去挣钱,挣回钱来养乐团里的两个大队,这就成立了独唱独奏组,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巡回演出,我也被分在这个组里。那时候我们经常去演出,一去就是一两个月,为了节约成本,我们带着自己的行李住在演出后台,随行的还有做饭的师傅,他带着锅具同我们一起巡演。我们从东北开始演出,最远去了海南、青海、甘肃等地,那个时候我们到哪儿演出都要选相应合适的歌曲,总是结合当时的状态,唱一些鼓励人民积极向上和正能量的歌曲。

    史青岳:作为广东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和演唱广东南音这一民族民间音乐?

    罗天婵:1958年,全国各地曲艺调演,我当时在乡下参加劳动,没有参加演出。当时周总理号召文艺界要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我是广东人,在语言方面肯定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广东南音。但我不是南音的传承人,我是用自己唱歌的方法演唱和诠释广东南音,这个曲调非常好听,特别是前边的慢板,旋律非常美,特别对北方人来说,虽然听不懂我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很喜欢这个音乐和旋律。我用我自己的理解,诠释广东南音的味道,通过音乐和歌声的融合,发挥广东南音秀美委婉的感觉。

    我第一次演唱南音是在东北的剧场,当时心理特别忐忑,因为东北和广东语言完全不同,不知道反响会怎么样。当时演出有小型乐队伴奏,乐队的声音一响起观众都很安静,我唱完后观众使劲鼓掌,他们特别高兴,觉得这首曲子很亲切,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唱我们民族民间音乐这条路是对的。

    从东北演完后,我们到广西和广东进行演出,在广州演出时我也很忐忑,因为广州是南音的发源地。当时是在广州南方戏院演出,没想到那里的观众对我特别鼓励,说从来没有听过唱歌的人唱南音这么好听,我的演唱方式与传统的曲艺演唱方法不一样,听众觉得很新鲜。后来我到国外演出,也演唱南音,同样深受海外华侨的欢迎,他们对南音优美动听的腔调和旋律特别感兴趣。

    我是唱到哪儿,就学到哪儿。在广西演出时,我到玉林学了当地的一首民歌,观众对我的演唱也很肯定。我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体会是,要认真学习民族音乐,要尊重民族音乐,要抓住民族音乐的特点和韵味,在演唱时融入自己的理解,这样才能打动观众,才能让观众接受你。所以我说,演员只要认真去学,认真给观众演唱,观众的鼓励就是对演员最大的肯定,演员是需要这种肯定的。观众的热情反应给了我很大启发,我觉得作为中国歌唱家,我们就应该唱好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作品,我可以学习和吸收西方音乐的精华,但最终也是要运用到我们中国的音乐作品当中,服务于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真的很美。我只是响应党和周总理的号召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我的宗旨是用学来的发声方法唱好我们民族的音乐,得到领导和观众的认可,我就能坚定地继续学习和演唱。

    追求艺术,而不是追求名利

    史青岳:像您这一代的音乐家,都经历了中国最复杂的时期,一路走来,您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什么?

    罗天婵:我这一辈子还算努力,特别是工作需要,我们要到各地去演出,从艺术的角度,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艺术的学习永无止境,我一直都在学习,包括年轻时,严良堃老师给合唱队排练,我也参加,在排练中我面对指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向严良堃老师学习如何处理音乐作品,这对我就是教育。

    我们国家有很多比我年纪大的资深女中音歌唱家,比如上海的董爱琳老师,她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后来去了美国。苏凤娟是中央歌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她是条件很好的女中音,她的音乐表现也特别好。我觉得从我们那个年代走出来的音乐家,都是很认真的,很有情怀的,同时也赋有时代感。我的理念就是我把科学的发声方法融入到我们自己的音乐作品中,用我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作品,老百姓听了有亲切感,他们满意并且喜欢,我就很知足了。

    史青岳:作为老一辈艺术家,请您给中国音乐的发展和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们一些建议和忠告。

    罗天婵:我期盼有更多的作曲家关注女中音,能给女中音写出好的作品,因为现在适合女中音的作品太少了。我也希望有更多受老百姓喜欢的女中音歌唱家能够站在舞台上。

    我从不奢求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完全是听党、听组织的安排,在艰苦的条件下去追求艺术,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歌唱家不要过度追求名利。由于我们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就比普通老百姓有名,所以就不要再过多奢求名利,越纯粹越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准上,这样我们国家的音乐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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