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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40年

2019-01-08 15:36:45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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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出版业影响是全方位的,群众的感受是书更多了,更漂亮了,买书更容易了。出版业内人员的感受是,国内外的竞争更激烈了,策划好的选题更难了,单位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从数字看则是一连串的增长:从1977到2017年,我国图书品种由12886种增长到499884种;百万人均图书品种13.57种增长到361.52种;图书总印数由33.08亿册增长到90.37亿册(张);每人每年可分得图书3.5册增长到6.53册。全国报纸品种由180种增加到1894种,总印数由123.74亿份增长到390.07亿份;每千人每天分得报纸由35.7份增长到77.4份;全国出版期刊品种由628种增长到10084种,总印数由5.59亿册增长到26.97亿册;每千人每年分得杂志由0.6册增长到1.95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也许数字是枯燥乏味的,但枯燥数字的背后是几代出版人的不懈奋斗与改革的历史。

    一

    改革开放之前,出版业作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出版单位数量少,产品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差,出书难买书难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看法。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出版事业,尽快改变目前书刊品种少,出版周期长,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还是在1978年,国务院连续批转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另外7个报告,涉及教材出版、词典出版、儿童读物出版、科技图书出版、书刊内容质量等方面。国务院在一年当中就一个部门的工作批转8个报告,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由此也可以说明当时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不改革是不行的。1978年开启的出版改革,其出发点就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出发的。其路径有三个方面。

    不断深化书刊出版单位的改革,激发出版活力,解放编辑出版的生产力,提高出版物的供给能力。早期出版单位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主要做法包括:转变思想观念,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性转变,从面向地方生产转向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生产;扩大出版单位自主权,由大锅饭向承包制、目标责任制转变;实行考核制度与奖励制度,调动编辑出版人员的积极性;改革出版单位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2000年以后,在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单位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主要的做法:一是推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成立的出版社本是企业,并且一直强调要加强企业化管理,但是1982年底到1983年初,出于与事业单位同步提高工资的目的,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出版社、书店等“成为既是事业单位又是企业单位”的特殊单位。出版单位的双重身份,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适应,此后,出版改革逐渐加速。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后,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正式启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目的是把出版社既是事业单位又是企业单位的双重身份变为单一的企业身份,并且在此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到2010年,除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已经转制为企业,部分出版社进行了公司制改造。2018年2月,财政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2018年底前,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文化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大大推进。二是组建出版企业集团,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图书出版集团40家,报刊出版集团47家。三是推动出版单位上市融资,截至2017年,我国出版传媒上市公司43家,其中出版公司14家,报业公司6家。通过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及推动出版单位上市融资,新型的市场主体开始形成,出版能力大大提高,出版的产业化水平大大提升,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不断深化发行体制与发行单位改革,增加出版物发行网点,构建新型的出版物流通体系。图书发行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不断推进新华书店改革。新华书店管理权经历了一个统—分—统—分—统的过程。1957年前,全国新华书店实行的是统一管理,总店、省店、县店三级核算模式。1957年改为省市区统一管理,省市区店与县店二级核算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省市区新华书店交由县级相关部门直接领导与管理。1978年财政部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发文,恢复县店由省市区店统一管理的模式。1986年开始,相当多的省市区新华书店又把管理权下放给区县。2000年前后,在组建新华书店集团的背景下,下放的权利再次上收到省市区店。在不断改变县级新华书店管理权的同时,新华书店还进行了“一主三多一少”(即构建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三建二转一加强”(即重视批发市场建设、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转换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加强农村发行)、组建省市区新华书店集团与实行连锁经营等改革。新华书店的不断改革,使1937诞生于延安的新华书店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是引导、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图书发行领域。非公资本有计划有步骤地进入发行领域的最初动因是图书发行网点的严重不足。1977年我国图书发行网点仅有98402个,平均每万人有1个发行网点,这也是人民群众反映购书难的原因之一。1980年国家出版局的文件说:“根据当前情况,国家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投资新建很多书店门市部”,“为此,建议在全国城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一些不同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这是解决目前新华书店网点不足和发行力量不足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此,非公资本可以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1999年11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允许集体所有制企业从事图书批发业务。2003年7月,为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新闻出版总署取消了从事出版物总发行的资本限制,意味着非公资本,包括外资,既可以从事出版物的零售又可以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图书发行领域实现了对内对外全面开放。

    逐步放宽非公资本进入的领域与范围,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出版经济制度。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非公资本退出了出版、印刷、发行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开放的推进,非公资本渐次进入发行、印刷、出版等领域。发行领域非公资本的进入如前所述。印刷领域的开放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步。出版环节非公资本的进入则迟缓了许多,1988年我们曾试办了民营出版社和中外合资出版社,但是数量极少,除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继续运营外,其他几家已经停办或停止业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非公资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据此,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民营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合作,联合成立北京华语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人民出版社与民营的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开创了非公资本进入出版环节的新模式。与图书出版不同,非公资本进入数字出版、网络出版领域的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在2004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首批50家互联网出版单位中,网易、新浪、搜狐三大门户网站名列其中,目前中国影响最大的数字出版企业都是非国有的。

    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出版印刷发行行业共有14.1万家企业法人单位,其中国有全资企业1.5万家,占企业法人单位数量的10.3%,民营企业11.9万家,占84.4%,外商投资企业2239家,占1.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69家,占0.2%,混合投资企业520家,占0.4%。在书报刊的出版环节,以国有企业为主,在书报刊的印刷、发行环节,民营企业的数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远远超过国有企业。从全行业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2017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8万亿元,资产总额2.2万亿元,利润总额1344.3亿元。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汇总数据显示,2017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071.9亿元。出版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之一。

    二

    按照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界定: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其主要的设施包括图书馆、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其产品包括书刊等,其活动包括全民阅读等,由此可见,出版行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密不可分。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单位虽然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也组织过许多的阅读活动,却没有形成出版业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与体系。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始加速。2015年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了一个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为出版业做好公共服务提供了遵循与指导。

    出版业的公共服务主要为三方面:一是对出版单位进行分类改革,保留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及地方的民族出版社的事业性质,保留时政类报刊的事业身份,主要承担出版的公共服务职责。二是建设农家书屋工程,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资,配备出版物,为农村居民提供阅读服务。农家书屋的基本配置是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增加一定比例的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等出版物。截至2016年,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600449家,覆盖了全国具备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建成数字农家书屋3.5万家,其中卫星数字农家书屋2.2万家,全国已建成城乡阅报栏(屏)超过10万个,一个前无古人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立了起来。三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2006年4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由政府统一组织、推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全面启动。目前全国各省市区都有固定的阅读活动,许多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等也都举办不同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到2016年,每年全国城乡有8亿人次参加各类全民阅读活动,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0年的77.1%提高到2015年的79.6%。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覆盖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四省藏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二五”期间,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助的民文(编者注:少数民族文字)和双语出版物超过6000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报刊出版和发行能力明显提高。

    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出版对外交流主要通过外文出版社、中国国际书店等开展,主要方式是中外文书刊出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出版对外交流的方式不断创新,除出版物出口外,还有版权输出,除专门的对外出版发行机构外,还在海外建立或收购出版企业,除各单位自发对外出版活动外,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了一系列对外出版的工程,一个立体的对外出版传播体系基本形成。

    不断壮大对外出版发行机构。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出版发行机构主要是外文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人民画报社、国际书店等出版发行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又创办了朝华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外文局,成为对外出版的主要机构。现在外文局有7家出版社、5家杂志社、1家图书对外贸易公司。除外文局系统外,国务院新闻办系统等也创办有出版单位,从事对外书刊出版业务,一些出版社、社会团体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也面向国外出版外文书刊。在出版物对外发行方面,除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外,20世纪80年代还建立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等,一些省市区也建立了图书进出口公司,从事出版物的出口业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对外出版发行体系。

    鼓励资本走出去,在国外建立出版机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及经济实力的壮大,出版单位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的行为逐渐增加,特别近些年来,在出版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我国出版单位在国外建立或收购出版社的案例越来越多,现在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等大型出版传媒集团都在国外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出版发行机构。在资本走出去方面,民营资本也不甘示弱,一些民营文化企业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建立全资公司或合资公司,出版发行中国主题图书,取得不俗的效果,如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成立全资子公司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北京求是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英国成立新经典出版公司,北京的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等。

    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实施系列出版走出去工程。早在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就把出版走出去作为战略之一进行部署与规划,并启动了一系列出版走出去的项目或工程,目前还在实施的工程包括翻译出版工程、出版物国际传播工程、出版物国际推广工程、出版本土化工程、对外出版交流工程、两岸出版交流合作工程等六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2006年设立出版走出去翻译资助类项目以来,资助翻译出版项目6700多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出版近3000种图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1300多种图书;丝路书香工程资助1500多种图书多语种、小语种翻译出版;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近700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资助70多种;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完成100多种优秀图书的互译出版;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已经奖励三期1800多个。其他对外出版工程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成效。

    出版物出口取得重大进展,1980年我国出口图书约42万册,报刊400万册,到2017年我国出口图书1232万册,期刊335万册,报纸302万份,总量超过2000万册。我国版权贸易从无到有(我国1990年才通过著作权法),2017年,我国全国共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2651项。

    在传统的出版走出去的同时,数字出版走出去另辟蹊径,包括网络文学、电子书、游戏、数据库在国外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生力军。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摸索、不断实践,中国特色的出版法规体系、出版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效益评估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也不断完善,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出版体系与出版制度。

    (作者:魏玉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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