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理论|人物|文化|健康|图片库
首页>> 电子杂志>> 2018年杂志>> 2018年第18期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因城施策、共担成本

2018-10-26 15:36:27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0

    文◎丁金宏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历经的发展道路,它是农民的生活场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社会身份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两个紧密接续的过程,如果迁移与转变两个过程接续不畅,便会在流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引发和加剧拥挤、混乱等社会问题。

    2017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8.5%,城镇化的迁移环节已进入后期阶段,但户籍人口城镇化比重只有42.4%,这意味着全国约有16%的人在城镇生活而没有城镇户口,其中的大多数是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他们还处在非城非农、半城半农的身份“悬置”状态。面对城市社会的制度屏障、文化落差和生活高成本,他们有进不去的无力感;而顾盼家乡瘠薄的生存资源和日渐陌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又有回不去的无奈感。如果他们长期处于劳累、焦虑和未来不确定之中,会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因此,加快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任务。

    市民化的制度供给是国家责任、政府工作。在我国,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包含制度松弛和社会认同两个环节,制度松弛主要指减除户口、土地等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对身份转变的约束,这是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也是各级政府的管理操作问题。解除了制度障碍之后,社会认同的问题才能在文化互动和生活历练中逐步解决。

    制度供给层面的市民化需要巨大的经济成本。从城市一头来看,市民化的制度供给主要是户口制度改革问题。我国的户口制度是一项基本社会管理制度,由户口制度维护的二元社会格局由来已久,减除户口约束首先意味着要为业已存在的城市流动人口提供等同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平等的公共服务,这需要非常巨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急于求成,势必危及公共财政和经济社会安全。同时区域之间的不平等会进一步诱导人口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更好的城市集聚,加大本已严重的大城市病,也会进一步削弱中西部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基础。

    因此,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要抓住制度供给的主要矛盾,又要对成本承担、风险承受有充分的预估和对策储备。

    建议按合理的时空节律有序推进户口制度改革。从时间维度来看,户口制度改革力度应与城市化水平挂钩,把城市化水平达到60%、70%所对应的年度作为制度转换节点。从空间维度来看,可以将城市分成三个层次制定户口松弛的不同口径及相应的运作方案。第一层次是北京和上海两大都市,通过居住证过渡、积分落户、分类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以稳重有序的步调放开户口制度约束。第二层次是省会及特大城市,在“十三五”中期城市化水平超过60%时,考虑租售同权的户籍供给;在2030年前后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完全放开户口限制。第三层次是其他城市(镇),在“十三五”中期城市化水平达到60%时就可以考虑取消落户限制。

    合理公平分担市民化成本。面向农民工市民化的户口制度,在增进进城农民工福利的同时不能给城市社会增加巨大负担,尤其不能让既有的城市居民感受到利益损害,这是很艰难的事。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在确认既有市民利益的基础上,从增量上做文章。首先,国家可以在“十三五”期间,从国内生产增加值中辟出一定份额作为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支持预算,并且在未来15年额度逐年递增,按市民化规模支付于户口制度改革所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其次,加大社会保障的国家统筹,减少户口带来的城乡落差和区域落差,从而减少城市户口的含金量,间接降低户口改革成本。可以考虑进城农民工与所在城市共同分担市民化成本。

    与此同时,立足城市的户口制度改革需要与立足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相互配合,与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就地城镇化战略相结合,推动实现农民市民化城乡联动改革。(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芸子]
注册 我有话说
查看评论 发表评论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