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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义:政协大会和政协智慧

2018-04-19 16:07:41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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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来香港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两会精神的体会。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说起政协大会,对香港社会来说,是有渊源的。最早港人参与国家级政治生活便在政协。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中华总商会、中国银行负责人等工商界知名人士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并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会见,这在当年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也是一件大事。因此,可以说,港人社会对政协并不陌生,并且在过去六十多年间通过政协,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推动爱国统一战线,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来香港,有朋友问我,听说会议期间,广大政协委员对国家发展提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我说,这次政协大会是一次换届大会,议题多,意义重大。出席会议2158名政协委员,列席人员3012人次,其中中央部委负责同志420人次,还有三千多名中外记者。中央对政协委员的意见十分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深入界别小组与委员共商国是。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独特优势和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大会共收到5360件提案,2415件反映社会情民意信息,还有大会、小组会的发言也是好几千件。这些意见建议,都是委员们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就某个重大问题提出的真知灼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我们梳理了一下,政协委员的建议,绝大多数是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民生来提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全面介绍,只能重点介绍委员们讨论比较多的三个经济问题。

    一、关于当前和中长期的经济形势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做好经济工作,要尊重经济规律,远近结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质量效益提高互促共进。所谓“远近结合”,就是要正确把握当前和中长期经济发展形势。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为代表的一些委员判断,今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是常态;二是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局部问题可能显化;三是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为此,他们提出:一是对2017年宏观经济的超预期企稳要有科学的认识,中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的定位不宜改变;二是2018年宏观调控的核心应当从“稳增长”适度转向“控风险”基础上的“促改革”,2018年将是全面推出关键性改革的窗口期;三是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建议出台民间投资启动的系统方案,包括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四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对中长期经济形势怎么看?委员们认为,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非常壮观、非常值得期待的蓝图:

    第一个节点,2020年,中国应该能够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就是1.2万美元。

    第二个节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上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人均达到50%,那总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第三个节点,2050年,中国人均水平将跟法国水平差不多,达到美国的70%,总量是美国的2.8倍。当然绝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政治、社会、民主、法治、文明、美丽。

    2020,2035,2050,这些算法靠谱吗?只要我们头13年按5.5%去增长,然后剩下的再往下10年4%,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3%。按这个增速,一定能够达到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前景。

    如何实现这个宏伟蓝图,清华大学李稻葵委员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在大会上有个发言,他说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绝不摔跤,严防重大波折。投资需谨慎,金融危机要防范。他还特别讲到,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少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

    第二,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既有社会层面的,如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也有经济层面的,如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劳动力素质问题。未来社会的经济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外国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国外,这是关键。说到底,是你的工作能力要提高,生产效率要上去。德国人从来不加班,但人家生产的汽车全世界受欢迎,尽管成本高,但质量好。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一定要和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对标。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还得干那些机器做不来的事。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前瞻性地加大教育培训投入,不仅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还要提高人工智能和技术所难以复制的人文社科等综合软素质。三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到2035年就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医疗花费在GDP中的比重达到18%的情况?这将会给中国经济背上较重的包袱。应对老龄化,一定要有体制、制度、政策创新。

    第三,利用好马拉松路线上的上坡、下坡,要善于用好正常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波动规律,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抹平市场经济的波动,相反应该用好经济波动。就像一个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上坡时减速、调呼吸,下坡时加速、调肌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强监管,提高效率;经济不好时,多做一点公共投资,多补短板。

    二、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强调,在新时代,思想要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扩大。政协委员们建议:要总结这些年的理论和实践,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绘好改革施工图。既不能“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也不能“拣到筐里都是菜”“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压茬拓展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委员们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三去一降一补”。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委员在政协大会上有个发言,着重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转变观念问题。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许多委员的共鸣。他们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体制和政策措施,依托优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高质量的有效供给,让资源、要素向优势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集中,让劣势企业及时被兼并重组,让“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促进优胜劣汰。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而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现在仍可看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比如“去产能”,政府本来应当严格管理“负的外部性”,执行环保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等,按规则、程序去除不达标产能。但是,现在通过行政命令下达指标“去产能”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比如“去库存”,房价高企与库存过量并存,各类开发区高成本建成与使用不足并存,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应该转变思路,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租购同权”、中央财政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等政策尽快落地。要加强各类城市协同规划、错位协调发展,从而转型、盘活开发区和其他商业地产库存。

    另外,“去杠杆”“补短板”是最难的。当前,“去杠杆”防金融风险已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补短板”,脱贫攻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的重点。

    许多委员建议,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要抓住重点。“去产能”,对那些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产品无销路、改造无望,资不抵债、甚至依赖贷款补贴过日子的企业要下决心用经济、技术、法律的手段清出市场,执行中要安置好下岗职工;“去库存”不仅要求房地产企业,工业企业也要去库存、回贷款,畅通资金链;“去杠杆”不仅是指金融行业,工业企业也要降低过高的负债率、改善资金流动,防范财务风险;“降成本”,是当前企业的突出问题,执行中要防止为追求降低成本而损害质量、节能、环保、安全,防止违规行为;在“补短板”方面,企业要与国际同行对标达标,通过技术创新,消除瓶颈、补齐短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三、关于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打好“三大攻坚战”是2018年一项重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分别提出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排出时间表、路线图、优先序,确保风险隐患得到有效控制,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围绕“三个确保”,委员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比如:打好脱贫攻坚战,委员建议:一是脱贫攻坚最后几年,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重视解决“精神贫困”问题。二是完善考核内容,提高脱贫质量。三是重点要放在深度贫困地区,提高他们自我发展能力。要关注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三类人。四是要充分发挥电商富农作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五是要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特殊作用。

    比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委员建议:一是从长远看,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二是有针对性研发关键污染物减排技术。三是针对一些重点地区机动车排放是造成灰霾的重要原因,加强源头治理。四是加强区域大气污染协同管控,强化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管理。同时,委员们对长江大保护、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补偿标准、完善能耗和污染指标分配方式、制定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提出了意见措施。

    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金融危机是关键性的硬仗。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十年甚至二十年。总结这些金融危机,无非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利率很低。突然有一天人家借口经济不好、企业竞争力不行、政治制度没搞好等,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要求提前还钱。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都是这么来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中国是储蓄大国,我们对外借钱是非常谨慎的。另一种形式是金融体系自己没搞好,出了问题,这是需要我们防备的。过分的贷款、过分的投资,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觉得还不错。突然一天,觉得金融资产不靠谱,都去抛售,资产价格下降,金融体系开始缩水,一缩小,实体经济就倒霉。所以金融危机是千万要不得的。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实际,及时清理。我国总体经济规模12万亿美元,其中实体经济接近6万亿美元,比美国高多了。2001年美国实体经济是中国的3.7倍,日本也比中国高一点。现在颠倒了,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3倍,日本实体经济规模现在只剩下不到中国一半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大约172万亿人民币,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导致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它证券,提升金融稳定性。

    超大型的实体经济的规模,超高的储蓄,而且储蓄过剩。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对决策者来说,是压力,也是挑战。如果管不好,就等于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绝不能出现重大波折。一些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的密切跟踪监测和分析。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方面,强化传统信贷和同业投资、理财等领域的风险防控,规范交叉金融业务,防范债券违约风险,增强各部门合力,对突出问题和重点风险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消除一批风险点。另一方面,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衔接,确保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要主动加强预期管理,发挥好金融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防范金融风险,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广东省原副省长宋海为代表的一些政协委员认为,地方政府举债行动不断扩大而导致的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必须下大力气化解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债务风险。

    他们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如下特点:一是举债规模较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虽低于国际警戒线,但一些地方在法定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导致实际债务负担较重。二是举债主体多样,隐蔽性强。地方政府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和机构,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占比高,举债手法多样,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三是通过城投债和政府项目形成新的债务。2016年数据表明,城投债总发行量、总偿还量、净融资额均很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债,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等通过额外附加条款等变相举债,可能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

    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他们建议:一是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落实国务院有关规定,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厉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设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将地方债务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加强预算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二是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按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加快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融资。严格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决不允许在法定程序批准的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搞建设,决不允许只考虑花钱、不考虑还钱。三是科学界定地方政府事权。按照财力和事权匹配原则,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研究推进资本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长期支出安排,强化法律约束。四是规范发展政府项目。科学发展PPP模式,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打通二级市场并拓宽退出渠道,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严禁回购、承诺最低收益、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损失、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额外附加条款的变相举债。对于只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或运营的融资平台公司,严禁以财政性资金、国有资产抵(质)押或作为偿债来源进行融资等行为;严禁将储备土地、公益性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承诺将预期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或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变相举债。五是强化监督问责。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由地方人大审查批准。完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制度,整合各方面监督力量,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精准监督。

    最后,讲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问题。

    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这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聚集度高、经济潜力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整,极具条件成为世界级湾区,为我们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提供重要支撑。对此,在这次政协大会上,委员们提出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协调机制。粤港澳处于“一国、两制、三关区”体制机制框架下,形成的局面往往是:会晤对话多多,礼节客套繁缛,务实推动乏力,整合机制缺失。为此,必须强化国家层面的协调,破解体制机制束缚。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由国家领导人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参加,统筹协调大湾区建设。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改革口岸设置、验放等政策,提高货物和人员通关效率。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支持广东自贸区设立自由贸易港,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联通。

    三是推动协同创新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大湾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加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支持共建科技园和各类大数据平台。推动国家和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大湾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交通网,加快推进港口资源优化整合。

    五是推进公共服务配套衔接。港澳青年在内地就读就业逐年增加,建议适当放宽其在内地购房限制,简化就业审批规定,建设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供港澳模式公共服务,加强在建校办学、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合作。

    六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大湾区工商界、学术界和行业协会等的合作交流,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间交流。

    (注:本文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在香港2018年“解读两会论坛”上的讲稿,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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