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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在写作中完成精神成长

2018-04-12 15:28:24 来源:中国政协 叶丹颖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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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这些演员、主持人,真的是爱读书,他们之所以能把各自的荧幕形象塑造得那么好,之所以声音能够有那样优雅的气息和气质,其实离不开他们的阅读。”

    一个多月前,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的音频节目《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上线了。

    在音频节目的发布会上,毕飞宇提到了上面所说的明星———郭采洁、祖峰、江一燕、周一围、郝蕾、梅婷、林海、王雪纯、路内,他们在毕飞宇的节目中自愿担任了经典篇目的领读人。

    曾凭借《青衣》走入人们视野、又以《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如今的毕飞宇已是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前不久天津高中生的期末考试卷中都出现了他的文章。

    他靠着自己的一支笔,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从苏北走出的文学少年。

    渴望

    时间回到1994年,毕飞宇本有机会在那年便一炮走红。

    当时,张艺谋已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导演,而毕飞宇的名字以编剧的名义出现在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

    毕飞宇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一切的采访都被他拒绝了。毕飞宇不想依靠别人的名气来宣传、推介自己,这在他看来“极不体面”。

    那年,毕飞宇30岁,他不在乎“成名要趁早”,他在乎的是:“我必须得靠自己的一支笔把自己写出来!”

    此时,距毕飞宇发表处女作已经3年过去了。

    1991年,《花城》杂志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毕飞宇。

    此前2年,一篇题叫《孤岛》的小说从南京寄往广州,被塞进了《花城》编辑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

    幸运的是,年轻的女编辑朱燕玲蹲在地上处理稿件的时候,翻出了《孤岛》,最终让它得以见光。凭着字里行间的感觉,朱燕玲认定了这篇小说的作者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

    而将视线重新转移到南京,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里,《孤岛》的作者却是年仅二十来岁的一位姓毕的老师。

    这个刚刚工作的青年,还处在“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阶段,一周只要上八节课,时间剩得太多,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到晚上就更加没事干。

    于是,一到夜里,毕飞宇就埋头创作。写起小说的毕飞宇精力无限充沛,像一只时刻预备着引吭高歌的小公鸡。

    孤独的岁月,让毕飞宇承受了孤独的痛苦,也享受了孤独的美丽。在一篇篇小说中,他逐渐让自己饱满起来。

    写完小说,毕飞宇就立刻投出去,《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这几家当时最有份量的文学期刊都不断收到毕飞宇的来稿。

    然而,等待毕飞宇的是一封封退稿信。不比当下的互联网时代,那时退稿就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文字完全没有渠道被更多人知晓。

    毕飞宇在收到退稿后又反反复复地投,在他快要被退稿退得绝望时,《花城》向他敞开了第一扇大门。

    拿到《花城》样刊时,毕飞宇的内心却异常平静,那是长期的焦虑之后突如其来的平静。那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改变。

    狂人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各大文学刊物上都频繁地出现了毕飞宇的名字,而在现实生活中,毕飞宇却度过了情绪最为低落的6年。

    1992年,毕飞宇离开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来到《南京日报》,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需要八十分钟。在《南京日报》工作的第二个月,他就后悔了,因为这注定不是一个属于他的集体。

    “我写不了新闻。我能把假的东西写得像真的,但我也能把真的东西写得像假的。我最痛恨的三个字就是‘本报讯’。写下‘本报讯’这三个字我就会处于弱智的状态,全世界都缺氧。”

    现实中越压抑,毕飞宇就越想通过写作来逃避。这6年,毕飞宇几乎是生活在一篇又一篇的小说里。

    截至1998年毕飞宇来到《雨花》杂志工作,他已经发表了《叙事》《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上海往事》《楚水》等作品,也囊获了不少文学奖项,包括极具份量的“鲁迅文学奖”。

    在写作中,毕飞宇称得上是一个狂人。写到不能自拔时,堪比演员彻底入戏时的癫狂状态。

    写《玉米》的四十天里,毕飞宇在夜深人静时,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批评家李敬泽:“我写得好啊!我怎么就写得这么好呢?”

    “在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相比于现实生活,想象构筑了作家的另一种真实,一个小说家往往要经历着双重生活,而在想象的这一重生活里,甚至比现实生活的经历更加触目惊心。因此,毕飞宇的每一次精神成长也都是在写作中完成的。

    “在写《玉秀》之前,我是上帝,100%地控制着笔下的人物,到了写《玉秀》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不是上帝,虚构里的人物也是人物,她是有权利挑战我的。”

    从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发表《玉秀》,这10年时间,毕飞宇都无意间扮演了自己小说里的“上帝”。然而,在他写《玉米》时,意外却发生了,“那个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树的后面,在盯着我,目光很不本分。”

    小说里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她撩拨得作家毕飞宇蠢蠢欲动。40多天后,《玉米》竣工了,第二天,毕飞宇就在电脑上开始了《玉秀》的创作,生怕耽搁。

    正是玉秀,让毕飞宇从上帝的角色回归到作家本身,他塑造了玉秀,而玉秀也再造了他。

    “我做了十多年上帝,有一天我醒悟过来了,我是作家,不是上帝,做作家的感觉比做上帝更好。”

    疼痛

    《玉秀》改变了毕飞宇对“权力”的认识,因此,他把《玉秀》看作是对一个作家的提升,也是对人的提升。

    然而,在写《玉秀》的过程中,毕飞宇却独自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按照小说内部的逻辑走向,死亡是玉秀的结局,但玉秀又偏偏是毕飞宇所写小说人物中最爱的那个。他觉得自己就像杀人犯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杀死了最深爱的玉秀。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毕飞宇却认为悲剧里最让他心痛的是“把所爱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难以释怀玉秀的死,毕飞宇选择放弃已写好的作品,又重写了一遍,把玉秀——一个已经死亡的女孩重新拉回了人间,“否则,我可能永远不得安稳。”

    在写关注盲人的小说《推拿》时,毕飞宇同样遇到了折磨。由于小说采取的是散点透视结构,如何让小说能构成一个整体,毕飞宇一度深陷困惑。

    《推拿》前后一共写了13个月,其中90%的内容都在前4个月里完成了,剩下的9个月都在不断调整最后的两三章,甚至因为写不下去,毕飞宇差点决定放弃这部小说⋯⋯

    写作,让毕飞宇收获了荣光,却也必须忍受常人无法体会的疼痛。但疼痛,对一个敏感的作家来说,是唏嘘的,又是迷人的。

    在毕飞宇童年的时候,就尝尽了漂泊的滋味。因为父母工作的调动,从童年到少年,毕飞宇每隔三四年就被迫搬一次家,随着每一次搬家,他的生活也一次次被连根拔起,在男孩最需要群居的年纪,毕飞宇却几乎是在孤独中度过。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形容当年说:“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父亲身上的知识分子骨气影响着毕飞宇,让他深刻意识到,人的尊严、做人的体面是第一要紧的事。

    然而,父亲终究是一个被时代耽误的文人。他在很年轻时就被从城里送到乡下去,等到1979年回城的时候,父亲人生里最黄金的岁月已经永远失去了。

    父亲的不甘心和无奈被身为儿子的毕飞宇看在眼里,在他2000年发表的小说《青衣》中,通过筱艳秋这个京剧人物,表现了人生的大苍凉和大无奈。《青衣》是毕飞宇在世纪末发出的一声长叹。

    文学就如一方良药,治愈了成长路上的疼痛。

    毕飞宇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爱上阅读,享受文学。在《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的音频节目中,毕飞宇庖丁解牛般地为听众解读了《红楼梦》《阿Q正传》《项链》等中外经典作品。

    他说:“如果我的行为能为推动全民阅读哪怕做芝麻大的贡献,我也是高兴的。”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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