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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与清代司法改革

2018-02-23 15:35:37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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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沈厚铎

    法治兴则国家兴。回顾历史,很多人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法学改革家沈家本就是其中的一位。

    沈家本先后在清同光朝刑部任职四十余年。晚年担任刑部侍郎、法部大臣、大理院正卿、资政院副总裁、修订法律大臣。他是清末最具盛名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法律改革家,是清代修订法律的主要主持人,对中华法系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参观了校史及成果展,他拿起中国政法大学整理出版的一套《沈家本全集》翻阅,这套全集集录了沈家本的生前著述。“习近平总书记对沈家本很了解,他说沈家本先生是湖州人,主要是做刑事法律的。”负责为总书记一行讲解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法学巨擘杨鸿烈曾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指出:“沈氏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笔者从诠释这一论断出发,介绍一下沈家本与清代的司法改革。

    家承仁厚 勤奋好学

    沈家本之父沈丙莹于清道光二十五年考中进士,补官刑部,为陕西司主事。沈家本在北京受到了严格的教育,被告知曰:“自尔辈始,以家承仁厚配以木火土金水往复为序子孙相传,以家承仁厚是乃为人治家之本。”

    沈家本治家严谨,要求子女十分严格,求学上进自不必说,他十分注重对后代品行的教育。沈家后人虽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物,但在国家危亡之际,都是骨气铮铮,投身救国者十数人,没有一个人服务过日伪、汪伪政权,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肯求助于在汪伪做事的沈家本旧部。也正是因此,失去了现今称为“沈家本故居”的金井胡同1号的房产。

    沈家本一生为人正直宽厚,为官清正廉洁,从不阿谀奉承。他赴任天津时,专门为辖下的“发审局”拟了一副楹联:叙雪本来难,为曲意平反累累者,已受十分苦楚。饮冰当共励,要在虚心推鞠兢兢哉,勿存一点伪私。

    这不仅是对发审局官吏的警示与勉励,其实也是自白,“勿存一能去点伪私”是他一生的追求。

    沈家本勤奋好学,他在滞留长沙时的读书笔记《借书记》引言中这样写道:“余喜读书,暇辄手一编。洎入楚来,以道远且阻,书多置不携,惟向人借观,颇有荆州之难。因叹有书者,不可不多读,尤不可不急读。‘姑待’二字误人不少。”

    长沙的借读生涯使他大开眼界,他读了被列为禁书的黄遵宪的《明夷待访录》,第一次接触了反对帝制、主张民主政体的启蒙思想。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豪言,大大激励这位青年明道救世的激情,使他开始思考救世济民的方略与道路。

    正是因为勤奋好学,他成为“深刻了解中国法系”的法学家。

    沈家本十九岁时已经熟读诸史,同时于考据之学、训诂之学都有了一定的造诣。在进士及第之前,他一直半工半读。一边履行刑部职务,一边攻读经史典籍,又不停会文习作以备考。攻读经史是他的爱好,也是充实学识备考的需要。他的经史之作也就多出于此时。如《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日南读书记》《三国志校勘记》《说文引经异同》等十数种。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考据、辨伪、训诂之法对古籍进行认真的研究,大都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沈家本读书之广博、研究之严谨,更无论其勤奋了。正是他深厚的文史底蕴,使之在转为研究法律之学时,特别是推究中国传统法律时得心应手。

    有一件事情,坚定了沈家本“法治救国、强国”的决心。

    光绪二十三年夏,沈家本由天津知府调任直隶首府保定知府。这年,保定发生了“北关教案”,处理教案中,教堂企图多占有一块土地,沈家本据理力争,令教堂方败诉,得罪了法国教士杜保禄。八国联军进犯中国时,杜保禄告发沈家本,致其被法军逮捕,几丧性命。沈家本极度悲愤,被羁押的当天,他在狱中吟出了“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觞涕泪零。满目山河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他为祖国的江山“涕泪零”,还是为自己的处境“不堪说与晋人听”,弦外之音十分明了。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更加坚定“只有法治才能救国、才能强国”的信念。囚禁中,九月九日又作《重九浸题四绝句》,其二曰:“算到篱东菊正芳,白衣送酒为谁忙?爱吟陶令间居句,尘爵虚垒耻未忘。”爵中有尘,是垒中无酒之耻,国家蒙尘,又是谁之耻呢?被关押期间,沈家本写了许多诗记录自己的思想。《杂诗十首》中有的诗句表达了“敢言争国是”的胆识,在得到自由后赴西安觐见两宫途经郑州时,沈家本专门拜谒子产祠,赋《子产祠》诗以寄胸志: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

    可以看出,沈家本已经形成了效仿子产,做救时之人,立法治救国强国之志。心系国危,依法治国的心愿直到他后来受命修律,乃至古稀退出政坛,矢志不移。

    依法强国 致力改革

    杨鸿烈评价说,“沈氏是深了解中国法系”的“一个近代大法家”。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大法家”当然不是我们传统的“儒、法、道、墨”之“法家”,而是当下我们所说的“法学家”。

    沈家本进士及第之前,虽主要关注经史,但并非荒废职务,这时期能够“以律名于时”也非虚言,之后他在刑部被提拔重用,负担愈重,研究重点转移至法律之学。他为光绪三十三年刊印《寄文存》所作的小引中说道:“癸未后复困于簿书,所讲求者案牍之文,多作狱讼驳诘之语,昕夕从公,幸无陨越而已。迨癸卯岁,奉命修订律例,不得不研究法学之编。”可见沈家本的法学研究分了两个阶段——“多作狱讼驳诘之语”和为修订律例“不得不研究法学之编”。到赴任天津前,他的第一部律学之作《刺字集》付梓,完成了《读律赘言》《晋书五行刑法二志校语》等书稿,《律例杂说》《驳稿汇存》《奏谳汇存》《雪堂公牍》《秋谳须知》《文字狱》《刑案删存》等书稿也一一付梓,完成了他“深了解中国法系”的过程。

    最能体现沈家本“深了解中国法系”的著作,当属他为修订法律备以参考之用的《历代刑法考》。《历代刑法考》对中国传统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且几乎涵盖了清王朝以前的整个中华文明史。其所辑取的文献材料,几乎涉及了经史子集以及历朝历代编纂的有文可考的全部法律文献。全书七十八卷120余万字,是历史上同类著作中最为精辟浩繁的一部。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以“按”的形式,对历朝的立法、执法时而做出评价,时而又结合现实给予议论,也对史料做些勘误。例如《总考》四,“唐刑”之后有一精辟按语:“史称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斯言非溢美也。后代治律之士,莫不以唐为法,世轻世重皆不能越其范围。然则今之议刑者,其可定厥宗旨乎。”盛赞了有唐一代用法之宽平,对“今之议法者”提出了“可以定厥宗旨”的希望。这本《历代刑法考》,熟练地运用了传统的训诂、考据之学,对历史文献做了充分的考据,因此使文献有了充分的可靠性。它不仅在修律的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百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制,首推的重要史料与文献。那些精辟的说解和按语,给予后学极大的启迪与提示,这也正是《历代刑法考》的价值所在。

    说沈家本是“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也正名副其实。

    沈家本既未出国考察,更不懂洋文东语,他所能够读到的外国法律,都是律例馆翻译的书籍。沈家本修律期间,在他的主持下,从光绪三十年起至三十二年,共译成法、德、荷、意、日、普鲁士等国法律23种。此后陆续译出达30种之多。

    由于对修律的专注和迫切,由于不断进取渴求新知的信念,沈家本不仅积极阅读翻译著作,也时常与律例编译馆的青年讨论,以提高对欧美日法律的理解与认识。光绪三十二年在《赠王幼三同年》的诗中曾这样写道“吾学于今世界新,普通卒业始为人。”表达了年逾花甲的沈家本的积极进取精神。他明确地说:“吾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为愚。”

    从对法学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沈家本对欧美日本法律的了解,确实达到了杨鸿烈所说的“明白”。

    他明白了西方的依法治国,三权分立;他接受了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废除重刑和刑讯;他坚持审判独立,反对行政干预;他推行了文明监狱,强调监狱的教育职能;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旗民与民人犯法一体治罪,主张子孙违犯教令不入刑等等。从司法改革的角度看,在他的主持下,积极引进了西方的审判方式,设立程序法、确立了审级制度;设置了检察制度、律师制度、陪审员制度;积极主导制定民法,彻底废除了民刑不分的旧制,这一切的的确确说明了沈家本是“明白了欧美日本法律”。

    沈家本在《法学名著序》一文中,这样说道:“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牟髦等视,不研求。”因此,他积极主张中西法律“融会贯通”,在清末修律中积极汲取西方长处,也没有完全摒弃中国的传统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氏界定沈家本是“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是完全正确的。

    沈家本所主持的清代司法改革,是法学理念的颠覆性改革、是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这一改革,使中国的法学理念、中国的司法制度迈向了现代化,也融入了世界法治进化的长河。

    他极有远见地倡导建立并亲自领导了中国第一所专门进行法学教育的京师法律学堂,他积极参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会“北京法学会”,他大力支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法学的全国性杂志《法学会杂志》,为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法学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历史性的开拓,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先驱。

    沈家本一生的写作留下了丰富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参观时看到的那部沉甸甸的《沈家本全集》,就有近900万字。其内容包括了法学、经史、随笔、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和诗歌作品。除此以外,大约还有《刑案汇览三编》等近400万字尚未收入。

    他还是一位藏书家,在他的故居北京宣武门外金井胡同1号的枕碧楼藏书达3万余册5万余卷,名噪一时。可惜那所房子日伪时期被汉奸霸占,书籍失散。

    所幸,在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的呼吁下,沈家本故居开始了保护、修缮工程,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迁出了居民,开始装抢修,由最高法院主持办成一个兼顾纪念沈家本的法治名人博物馆对外开放。

    这是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2017年是号称“中国第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清大理院成立111周年,10月是“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大理院正卿(正二品)沈家本上任111周年。

    我相信,沈家本梦想的“异日法学昌明,钜子辈出,得与东西各先进国家媲美”的时代,将会越来越光彩。(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家本四世孙)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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