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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授”的教育情怀

2018-02-22 16:32:03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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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杨小冀

    “‘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怕死’——杨(秀峰)兼而有之。”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评价杨秀峰。教育与革命是杨秀峰(1897-1983)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他始终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责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被誉为“红色教授”和“共产党员的楷模”。

    “红色教授”,创建教育沃土

    1918年,河北省迁安县师范讲习所一声巨响,吓坏了所有的人。原来,为了让学生理解化学卤族元素这一抽象知识,杨秀峰借来氯化实验用具进行演示,不小心引发了爆炸,自己也受了伤。当时有人说他太不值得,他严肃地说:“教好课是每个教员的天职,只要学生能尽快掌握所学知识,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

    这样的坚韧一直伴随着杨秀峰的一生,无论是从事革命事业,还是教育事业。那个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代,促使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毅然参加各种革命进步活动。1915年,年仅18岁的杨秀峰就因组织领导学生游行示威,声讨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被校方开除。1916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选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代表参与斗争。

    1929年秋,他“官费”留学,入法国巴黎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回国后,杨秀峰到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在课堂上,他积极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对青年学生奋起救国起了启蒙作用。这一时期,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杨秀峰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平津文化教育界上层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积极参加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又直接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募捐安葬革命先驱李大钊、抚恤其遗属和营救上海“七君子”等革命活动。被广大青年学生誉为“红色教授”。

    “七七”事变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离开心爱的讲堂,投笔从戎,带领和组织平津等地进步师生南下,在冀西地区农村,依托太行山区,组织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寇经常“扫荡”,冀西地区所有的学校被迫停课,儿童失学。杨秀峰到达冀西时,指令“冀西民训处”立即组建“妇女儿童教育部”,开办小学教育培训班。他认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实现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 支持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要环节”。很快,在根据地内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各村小学,制订教学计划,编写小学教材;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在游击区和敌占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新教材等。他作为司令员,仍在紧张的战斗空隙,赶到培训班讲课,为学员们讲解“根据地的教育如何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问题。他始终把教育放在心上,作为根据地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使教育工作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杨秀峰在河北省深县成立了“河北抗战学院”,担任院长。抗战学院创建后,冀中、冀南的大批爱国青年和平津乃至东北等地的流亡学生纷纷慕名而至,在当时抗日烽火前线的华北一带产生了巨大影响。学院仅开办了2期,就培养训练了近4000名青年。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等学校,兼任校长。这些学校和训练班,培养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民各部门,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时任高教部长杨秀峰在办公

    1945年11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亟待开展。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秀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培养急需建设人才的意见,着手创办了“北方大学”。他亲拟电报,请求中央调范文澜当校长。范文澜是著名学者,知名度很高。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范文澜主持校务,不能影响他研究中国通史。范文澜从延安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学者,一同任教。随后,边区又调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到北方大学,如黄松龄、王学文、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杨秀峰在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政治、财经、文教人才。后来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担负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力量。

    远见卓识,培育国家栋梁

    从1952年至1965年,杨秀峰先后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发展我国的人民教育事业。

    根据周总理指示,原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是具有战略发展眼光的决定,对于开发大西北,改变过去高等院校分布极不合理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但工作推动起来并容易,当杨秀峰得知内迁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阻力和困难时,多次赶赴上海、西安两地调查研究。据他的秘书们统计,他深入广大师生员工中,召开的大大小小座谈会、谈心会、报告会就达160余次之多。在会上,他指出要“支援西北建设,发挥交通大学更大作用”。他一方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宣讲重要意义,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又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解决内迁中一些具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使迁校工作和新校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专业设置的工作是杨秀峰调到教育部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希望改变高等院校过于集中少数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畸形状况。通过院系调整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得到了加强,一批多学科的大学相继建立,而且使绝大多数的省份都有了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范等专门学院,在全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在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过程中,杨秀峰指出“必须正确地结合中国实际”。既不能采取排斥的态度,“又绝不能不问条件如何,生搬硬套”。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要系统整理、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根据地教育的经验,还要“批判地吸收祖国的文化遗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要“批判的吸收”,为我所用。这些意见对澄清当时一些糊涂观念,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教学改革中,杨秀峰明确提出了为使教育事业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应当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的条件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充分调动社会上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坚持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加速普及小学教育同时大力发展工农业余教育。”因此,他非常支持各地举办业余教育,支持办夜校,函授学校、广播电视学校等,四处奔走,帮助解决举办业余教育的问题和困难。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对基础科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杨秀峰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以深邃的洞察力,提出了“加强尖端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建议。即使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他在视察西南时,仍然强调决不要放松基础课程,还要攻尖端科学。这些意见得到了重视,不少全日制的大专院校开始设置相关专业(或系),并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学校培养的一大批从事尖端科学、基础科学研究的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为我国卫星上天、火箭发射等科学技术攻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求真务实,堪称全党楷模

    1964年2月,史称“春节座谈会”的教育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同志亲自在北京厅主持召开会议。杨秀峰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等参加了座谈会。会上,毛泽东说:“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非改不行。”当邓小平同志讲了课程多,作业繁重,学生无法应付时,毛泽东又说:“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毛泽东还列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

    会后,杨秀峰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为广大师生和领导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起了正确的引导作用。他告诫师生们:“主席指示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坚强的革命后代。二要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学习,要做“知识的主人,不要做书本的奴隶”。三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要反对教条主义。正确地体会主席的指示精神,更好地研究措施和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他也是较早提出给学生“减负”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有关会议上多次呼吁:必须“大量减轻学生负担”,并强调,要按照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本着“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材,提高教学质量。他认为,德、智、体三方面,不应忽视任何一方面,要使学生在三个方面得到发展。他强调要“加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一再指出:要办好教育,首先必须遵守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工作对象是有思想的活着的人,“造就人”的事业是一个复杂过程,它的每一个循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整个过程需要稳定,有秩序、有节奏、有章法。不能搬用搞工农业生产办法,更不能用搞运动、搞评比竞赛的办法。

    杨秀峰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号召,带头身体力行。他到外地搞调研时,很少住宾馆,都主动提出住在学校招待所。有时,一住就是几十天。他到学校听课,从不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同意学校的领导同志陪同。他常说,“有可能一定要去听听课,不听课怎么行,怎么能了解教师到底是怎么教的?学生是怎么学的?光看教材不行,怎么只能从一个本子上了解问题,还要去听一听教师是怎样运用教材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听了课,感性才深一些。”

    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杨秀峰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教育事业中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他一如既往地给予高度重视。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就是要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调动广大教师积极性,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因此,他总是把做好教师工作当作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不是可以用粗暴的方式,或是搞运动的方法求得彻底解决的。”当他了解到教师参加社会活动时间过多,兼职过多等问题后,他提出了要坚决保证教师每周有六分之五用于业务工作时间。对于科研有显著成就的教师,要减免他们的行政工作,还要配备助手。他还非常关心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亲自做工作,吸收了一批久经考验的老教授、老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常深入到大学教师中间,了解他们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困难。直到晚年,他与一些老教授、老科学家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并经常看望、问候他们。而且在他的关怀、支持下,教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逐步改善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

    在他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和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时,仍然时刻关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杨秀峰还较早呼吁增加教育经费,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已是80多岁高龄的杨秀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了《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改变我国教育的落后状况》的发言。而且还呼吁: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恢复政法院校,加强大学法律系,发展政法教育,加速培养政法人才。”并“要珍惜建国后我们自己培养的政法专门人才,从速归口调入政法部门”,发挥他们的专长,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爱教育,懂教育,杨秀峰对教育工作钟情一生。他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战线上的很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以老实人做老实事的求实、稳妥的态度,分析问题、对待事物,力求减少失误,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高贵品德和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对办好教育的思想,涉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作者:杨秀峰亲属,河北省唐山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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