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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科技评价体系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2017-09-22 14:27:58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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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报道组

  8114万,这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支浩浩大军,就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动能之源。那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科技评价引导机制,才能让这宝贵的智力资源转化为蓬勃迸发的创新力量?

  9月7日,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和深入调研,全国政协第7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围绕“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建言献策。

  选准主题好发力

  本届政协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看望了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别联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广大知识分子更好地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提出了殷切希望和明确要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从思想、理念到战略再到行动的完整体系,我国科技创新取得累累硕果,而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是深化改革创新,实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中的重要一环。

  考核就是指挥棒,评价就是导向标。合理有效的科技评价体系对于更好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营造科技创新环境,推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

  30多年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指标任务到项目立项制、科技成果评奖,再到引入“第三只眼睛”对科技计划独立评估,伴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科技评价体系建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推动科技管理水平整体上有了大幅度提升。在此基础上,一个个科技项目、一次次关键技术突破、一项项超级工程,记录着中国科技事业奋蹄疾行的足迹。

  然而,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所言:“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我们的科研总投入已是世界第一,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和专利论文数量也达到世界第一。但总体来说,科技成果仍然存在多而不新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成效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特别要看到,相对于科技发展大势,我国科技评价体系还需要优化完善。

  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时就提出,要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三会”上再次明确提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2016年5月,作为国家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印发。文件提出,要根据不同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建立健全科学分类的创新评价制度体系。

  桴鼓相应,党和政府的关注点,就是人民政协的着力点。助推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来自政协的力量不可或缺。

  全国政协汇集了科技界的精英,委员们有关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事业发展进步的意见建议自然受到各方关注。

  五年来,全国政协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抓住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每年都通过调研、考察、会议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

  从2013年起,全国政协连续5年围绕助推科技创新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组织专题调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新型研发组织发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每年两会,有关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话题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成果转换、科技人员管理及绩效考核、奖励激励等,委员们有很多睿智之言。“在科技创新的评价方面,我认为目前国家已经做了很多,出台了很多利好政策,下一步关键就是怎么具体实施,怎么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可操作化,怎么接地气。”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常务副主任许强提出,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修订完善,以此来配套这些政策的实施。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助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国政协去年底将“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确定为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并列入年度10个重点协商议题。

  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建立什么样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才能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让那些有真才实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有获得感,以此来更好发挥科技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大进程中,绩效考核的难题怎么破,成果评价走什么样的路?

  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们与相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共同商讨这些问题的破解之道,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探索完善科技评价体系,不断优化创新环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益,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深入实际找对策

  深入调研是办好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前提和保障。为了开好本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和民盟中央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调研活动——

  4月1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张玉台率调研组赴吉林调研;

  5月2日,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带队赴北京部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调研;

  5月24日至2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率队赴上海调研;

  6月5日至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率队赴四川调研;

  …………

  北京、上海、四川、吉林,调研地点的选择透露出调研组的一番深意。

  北京——高校、科研院所众多,高科技人才云集,能够了解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上海——此前对不同类型的科技人才、科研机构、科研项目等进行分类评价,尝试建立分行业、分层次的科技评价机制,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川——部分地区引入市场第三方专业评价系统的做法走在全国前列,就如何保证科技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作了实实在在的探索;

  吉林——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仅2016年,吉林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81亿元,有效发明专利量达9255件,技术合同交易额首次突破百亿,创历史最好水平。

  从吉林、北京到上海、四川,调研组走进大学、企业、科研院所,与基层、一线科技人员直接交流、对话。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创新的尝试、可行的经验,一一呈现在调研组的面前。

  各地普遍反映,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制度和不断完善调整的评价体系,对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对于引领国家创新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正导向作用。

  但在调研中,科技评价导向偏差给科研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各地反映最多的问题。

  “为什么在SCI(科学引文索引)发表一篇论文就变成成果了?”在调研组与复旦大学专家教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华山医院内分泌科王庆华教授点出了一个问题:当前的科技评价体系跟科研实际不能完全匹配,如果研究人员只看发表论文的数量,不考虑研究成果如何为经济社会服务,就容易导致产学研脱节,进而造成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

  这样的问题带有普遍性。那是不是就要取消这个评价标准呢?

  “如果没有SCI等论文评价标准,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郑兰荪说,就像高考,虽然有些残酷,但保证了大学生的素质。

  调研中,像这样的碰撞、交流时不时都会出现,目的就一个,就是要把问题研究透,尽力做到建言建到关键处。

  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调研组成员都意识到,虽然有不少弊端,但发表论文这一评价标准最大的优点在于相对公平,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尽管如此,委员们还是一致认为,这种对科研成绩的单一评价标准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和创新积极性,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可以通过在不同研究领域组织专家评审会等方式,每年对研究人员所做工作进行评估考核,结合其所参与的工作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减少论文发表考核的权重。”张玉台认为,这是应用研究可以采取的方法。而对于基础研究领域,即便看重论文发表,也应当对不同领域的权威期刊进行区分,不能简单地以核心期刊论文为标准。

  科研评价体系应采用多元化的标准,依照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特点,分门别类的制定评价标准。“我们一定会把这些建议带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上。”调研组的委员们表示。

  在论文导向之外,还有“帽子”问题。

  近年来,为了推动国家科技发展,从国家到各级政府设立了各种人才计划,各种“帽子”“称号”层出不穷,而发表SCI论文、申请专利、科技项目与经费、国家级各类奖项成了戴上一顶“帽子”的必要条件。

  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这些“帽子”的困扰日益显现。“帽子”不仅成为登上人才目标的台阶,而且还涉及个人待遇问题。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王建宇向调研组反映,形形色色的“帽子”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由于事关前途命运,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

  “不能让这些‘帽子’把科技创新工作的方向导歪了、风气搞坏了。”调研组成员在调研中达成共识:应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

  如何让研究者真正一心一意做研究,是调研过程中专家学者、一线科技人员普遍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在与调研组座谈的前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于全申报的科研项目经费批下来了,资金额却只是他申报的一半。

  “我们用几个小白鼠、几瓶酒精都要精确到个数,死一个小白鼠或者打碎一瓶酒精,再增购就会违反相关制度。”魏于全说,目前项目评审有些规定太严太死,不太符合实际。

  调研期间,不少专家学者表示,科研人员在处理行政沟通和附带手续方面疲于奔命,时间成本普遍过高,制度合理性缺位,极大地影响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作为科研主体,一些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为拿到应得的科研经费,费尽周折。”一位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调研组,这样争取科研经费俨然成了“跑外交”的公关事宜,这让本该搞科研的人很不适应。

  “科学评估通过经费预算后,整体打包移权给项目申请人,审计部门不必严格、精细审核每个实验用品,只需评估项目成果是否与经费匹配即可。”参加调研的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巡视员唐玉立认为,有些项目经费可以采取预审约束加成果评估的机制。政府部门的现场回馈,让委员们讨论和分析问题的效率更高。

  在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是否合理至关重要。“学术共同体”成为调研中委员们频频谈到的一个关键词。委员们发现,由于政府需要通过评估配置科技资源,造成当前评估活动仍是以政府为主体,而且过多过频,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不过让调研组感到欣慰的是,上海、四川等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甚至民营企业,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先行先试,探索适合科学规律的科技评价体系,在营造、优化创新环境的路上走在了前面。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评价体系,上海市发布了《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高校科研能力的评价将不再仅依据发表论文的数量来“一刀切”,而是将逐步建立科研人员的分类考核体系和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根据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进行评价。同时将积极推进“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和“国际评价”等评价方法,探索开放的、多方参与的科研评价措施,建立与国外接轨的评价制度。

  对于上海市的做法,调研组成员纷纷“点赞”,他们认为这里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科技评价既是科学研究管理工作和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性工作。陈晓光副主席在调研时指出,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对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深入的调研,坦诚的座谈,使一个个成功经验得以汇集,一个个问题症结得以明晰,一个个建议更加有依有据,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召开作了扎实准备。

  紧扣主题真协商

  9月7日,20位来自相关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与中组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一起,就“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主题,在热烈交流中取得共识,在坦诚协商中找寻对策。

  委员们一致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技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这为优化完善科技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遵循。

  科技评价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障。委员们认为,应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使科技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高效,真正发挥引领创新发展的导向作用。

  何为积极正面的科技评价导向? 这一问题,几乎被所有在场委员所提及。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认为,应理性看待SCI、EI等数据库在科技评价中的作用,纠正单纯追逐发表论文的数量、忽视科研活动实际价值和创新贡献的“唯数倾向”,改变片面将发表论文数量、取得经费数额等与对人的评价、奖励和工资待遇直接挂钩的做法。应以是否引领创新、阐明规律、实现技术突破,以及在相应领域、学科形成重要影响等实质性的价值标准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

  “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曾面临如此问题,并进行了相应改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长顾行发在讲述自己留法期间对当地科技评价体系的感受时表示,其科技评价并非“评审”,而是评估,对评估内容的界定也并非使用“科技成果”层次上的综合概念,而是将广泛的评估内容细化为具体方面,包括机构、项目、人员、计划、政策等。在美国,则更是注重评价的自由化、多元化和规范化。

  关于“正面”的含义,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沈保根并未从字面剖析,而是讲了两个典型案例——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带领的研究团队,不以论文、专利数量为追求目标,而是聚焦国家需求,走在原始创新的最前沿,在量子通讯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大学等在铁基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基础研究领域近年来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这是科研团队长期坚持、注重合作、专注原始创新的结果,更与科学的评价体制和宽松的创新氛围密不可分。

  委员们建议,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人才项目回归学术本位。应深化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对将待遇与人才类项目挂钩的情况要研究治理对策,既要与人才的学术贡献相匹配,也要避免不当竞争,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长远来看,更要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治理和自治来促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

  构建分类评价体系,是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前提。

  胡刚委员是南京医科大学校长,专业是药理学;王光谦常委是青海大学校长,专业是水利工程。专业虽然不同,但两人的发言都聚焦在科研分类评价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胡刚委员说,基于临床医生成长规律,实行差异化、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是科学评价临床医生的当务之需;王光谦委员认为,工科产品和论文本是同等重要的成果,现在出现了“两张皮”的分割现象,论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产品,弱化了工科的作用和成果转化。建议进行分类评价,论文与产品研发并重,激发团队原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科技评价主体的明确,是委员们的另一关注点。

  在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河北省委副主委杨玉成看来,科技评价体系应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他建议构建“三位一体”新型科技评价框架,精准细分“同行专家、社会评价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三方职责。微观层面的规范化操作体系建设由同行专家负责,主要解决科技评价在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中观层面的多元化组织体系建设由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负责,主要解决科技评价活动的组织运行问题;宏观层面的制度化保障体系建设由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主要解决科技评价的法律制度问题。“明确三方职责,加强三方合作,共同发力,才能不断优化科技评价体系。”杨玉成说。

  “我赞成杨委员的观点!”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陈群认为,改革科技评价体系,需要从最基础的环节入手,即“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政府个别主管部门、各学术单位要在建立健全评价专家信誉制度、问责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在科研评价活动中放手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通过鼓励和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学术共同体承担起科研评价的主体职责。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曾担任国际重大奖项的评委和多个国际科技组织委员会成员,包括数学最高成就奖“阿贝尔奖”的评委,对科技评价问题具有发言权。“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在同行中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对本专业领域发展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做出开创性或奠基性的成果,都只能由同行专家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田刚说。

  “学术浮躁哪里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才‘帽子’、头衔太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大声疾呼。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文建议,加强“人才计划”顶层设计,加强部门间协调沟通,避免重复支持;正本清源,回到项目的本来定位。“‘人才计划’是引才计划或者育才计划,是项目资助,而不是授予的荣誉称号。项目一旦完成,其称号和待遇也应该自然终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全国政协委员、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很看重“大数据”的作用,认为其有助于精准研判科技投入方向,考核激励科研人员,实现评审专家追溯及问责,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例如,通过预测重大疾病发病谱,指导医药研发立项,有效改善很多医药品种“一窝蜂上”和“一窝蜂下”的资源浪费及恶性竞争。可通过大数据建立动态考核机制,对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跟踪评价,及时增加和删减,实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

  与会专家、中科院院士郭雷则从科技奖励制度角度,提到了评价如何面对创新。“政府性奖项应设置得少而精,宁缺毋滥。”郭雷认为,只有奖励人数少,才有可能从机制上保证奖励的水平和质量,减少外在奖励对科研人员内在创新动力的不良影响,形成正确的激励导向,使大部分人安心专心从事创新工作,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

  “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沈保根针对优化创新环境发言时呼吁,尽快建立宽容失败的评价机制,全社会应探索鼓励团队合作的评价模式,让科技评价回归学术判断和学术评价本身,公平对待每一位科研合作者,创造协同创新、专心宽松、有利于重大原创成果产出的合作氛围。“在迈向强国的时代进程中,整个社会环境、舆论思潮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科技评价中一定要能够继续容忍失败,允许一定的失败比例,科学看待失败,这有利于原创性的科研活动和原创成果的取得。”

  委员们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相关部委、部门的积极回应。“委员们的发言和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我们将会更紧密结合国家需求,有效优化人才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周祖翼真诚的发言代表了与会相关部委、部门的心声。

  建立符合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评价体系和宽松的创新氛围,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委员们的共同心愿。我们相信,随着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创新、科技环境的优化,广大科技人员将继续坚持探求真理的初心,迎接中国科技事业的花开满园。(报道组成员:王瑛廖九阳 陶家璇 郑玉婷 张永飞)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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