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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路上的风景——毛泽东的阅读史

2017-05-17 14:39:44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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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晋

常言道,书山有路。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讲他的阅读史,既是看他在书山路上的阅读风景,也是领略他精神个性的风景。

毛泽东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着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1960年代起,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19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研究拿破仑的书,就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诸如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由此,他提出要编辑《蒋介石全集》,此外还要出《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自己还熟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1965年,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有关部门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他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19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方面的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做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其中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研究小组,甚至为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专门组织了读书小组;1959年底,他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能否把书读“活”,与阅读目的有关。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生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意思。人们阅读的目的,虽然各种各样,但从总体上说,无非是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

毛泽东还留下一句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精通书本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谓“应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

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配合大事业、大追求,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为了实用,是实用主义的。他还看“闲书”,也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甚至翻小人书,执着地研读书法,等等,就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直接关联。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它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有如此多的动力酷爱读书,又该怎样理解他于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口号呢?

解开此疑不难。那时,中国革命正在探索正确道路,遇到百怪千难的事情。毛泽东在“山沟里”急于读到一些能够用作实践指导和参鉴的马列著作,却非常困难;一些在“洋楼里”能够遍读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者,因照搬书本上的词句,而一再坏事。有的人读了很多书,但用错了方向;有的人在实践中摸索到正确道路,却难以得到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当时面临的奇特矛盾。

于是,毛泽东当时花相当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去读另一本“无字大书”——中国农村社会,并写了大量调查报告。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他做了10多次社会调查。1930年,他写的《寻乌调查》,达8万字左右。他写得非常详细,寻乌县城有多少杂货店,是什么样的人在经营,经营的本钱和货物,都详细列出。全县和有代表性的家族,出过多少秀才、举人和进士,他们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的区别,也都写上了。正是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性,有了越来越实际的感受,由此喊出“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口号。

“反对本本主义”的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调查研究,就会产生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领导方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显然,这些都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反映了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主张: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很明显,毛泽东并不反对“本本”,而是反对“唯本本是从”的学风。

毛泽东能够把书读“活”,盖源于这种读书理念。

所谓把书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得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怎样才算是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在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1958年,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他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工作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所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要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而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再如,《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此外,他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这些评论,说明毛泽东很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还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及的一家之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说明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与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没有关联。1964年,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想法,当面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所推崇。1943年10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读的书不少,而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1949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958年3月,刘少奇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发言中讲: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无人能及的。邓小平在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专门讲到:现在我们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学点儿历史。《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这个要求,显然也是从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中受到的启发。

毛泽东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途径。从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必须树立科学的学习理念和方法。毛泽东在书山之路上的阅读风景,给人们提供的导游标志赫然醒目,即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所谓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所谓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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