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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人生岁月一腔家国情怀——又见徐匡迪

2017-05-11 09:33:40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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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高渊

  2017年2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徐匡迪。

  今年已整整80岁的徐匡迪,之所以出席这个会议,是因为他现在还担任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职务。2014年6月,中央决定由他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组组长。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另外两个是耳熟能详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

  十六年前,徐匡迪卸任上海市市长,赴京担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已于2010年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现在还担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只要不外出,他每天必到工程院上班,有时周末也去。他还常常被请到中央开会。

  那天,他带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他获聘英、美、俄、瑞典等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证书,十分显眼。我问他,为何没有德国?徐匡迪笑道:“因为德国没有工程院。”

  80岁的徐匡迪依然儒雅亲和、思路清晰。

  一

  徐匡迪生逢战乱,在日寇飞机的不断轰炸中,出生在逃难路上。

  1937年底,老家浙江桐乡的房子被日军烧毁,全家就一路逃难。父亲走路,母亲正怀着他,也只能雇一辆独轮车。

  就是这样艰苦地走,日本飞机还不停地在头上轰炸。人就只能躲在稻田里,那是冬天,非常冷。徐匡迪就出生在逃难路上,父母给他起名:“徐抗敌”!

  一路颠簸到了昆明,徐匡迪全家才安顿下来。1942年,6岁的徐匡迪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

  一次,老师对徐匡迪说:“日本鬼子的日子长不了了,你也不用这一辈子抗敌,要不要我帮你改一下名字?”徐匡迪那时候上小学二年级,也不懂。老师就拿毛笔写了“匡迪”两个字,他不认识,就问老师什么意思呢?老师写了“匡扶正义,迪吉平安”,说拿回去给你爸爸妈妈看,问他们同不同意。回家一问,父母欣然同意,就此由“徐抗敌”更名为“徐匡迪”。

  在徐匡迪看来,他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小学教育有很大关系。他的老师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家乡被日寇侵占,都有很深的故土情结。而且当时是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育也非常好,老师是西南联大艺术系毕业的,教正规的五线谱。

  抗战胜利后,徐匡迪回到杭州上学,他就读的杭州高级中学,到现在已经出了47位院士。

  因为喜爱音乐,高考原打算报考艺术院校,但最终在建设新中国的激情鼓动下,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不过,当时徐匡迪还不知冶金为何物。第一次看到炼钢炉,被吓了一跳,谁能想到,后来他成为国际著名的钢铁冶金专家。

  二

  1982年,已是上海工业大学教授的徐匡迪,应邀去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次英国之行,给他留下非常震撼的印象。

  当时,中国国内还在用粮票、肉票、油票、布票等,还是短缺经济。他到伦敦的第二天,准备买点日用品,然后就可以埋头搞科研了。

  穿过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有个大超市,他以“震惊”来形容:“五颜六色、琳琅满目,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于是,他决定选修宏观经济学。

  找到授课教授,问他这里为什么商品这么丰富?那位教授回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商品丰富才能竞争。只有竞争才有效益,只有竞争才有质量,只有竞争才能够使客户满意。”

  这番话和这门课,都给了徐匡迪很大启发。

  英国进修结束后,1984年,瑞典兰塞尔公司邀请徐匡迪去当副总工程师。而且,当时没有总工程师,其实他就是总工程师。

  工作了一年多,公司高层非常满意,把徐匡迪的夫人也请去,还说要把他们的小孩也接过来念书,就是希望他长期留下来。正好此时,上海工业大学的钱伟长校长到瑞典来,住在徐匡迪家里。因为他家里条件比较“好”,早上有粥,还会蒸点馒头之类。

  钱伟长跟徐匡迪深谈了一次,意思就是让他回来,但没有明说。钱伟长就讲他当年国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交通都不通,他还是坚持要回国,就是想为国家做点事。钱伟长讲得大家流泪,最后徐匡迪说:“您放心,我会回去的。”

  临别时,兰塞尔公司高层给徐匡迪写了非常好的评语,说他在这里的工作超过所有其他工程技术人员,永远欢迎他再回来工作。

  三

  很多年来,坊间一直流传,说徐匡迪从政,是因为跟着朱镕基去了一趟欧洲。

  我当面向他求证,徐匡迪笑着把故事讲了一遍。

  那是1990年底,朱镕基带队出访欧洲,他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临行前,朱镕基提了一个要求:“我们对外要有新形象,我带出去的团员都要讲英语,不要翻译,行不行?”

  他就亲自挑选团员。原来的名单中没有徐匡迪,因为他当时是上海市高教局长,而朱镕基此行主要是为了招商引资。后来决定加一位教育界人士,便请徐匡迪随行。

  出访中,有一站是巴黎的证券交易所,因为法方总经理不肯讲英语,中方就请了驻法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来翻译。参赞是学法国文学的,对巴尔扎克、大仲马绝对熟,但不懂经济专用名词。

  遇到疑难的单词,徐匡迪就帮他解释了一下,比如可转换债券、指数期货等。朱镕基听了有点怀疑,他问徐匡迪“怎么会懂这些东西?”徐匡迪说:“我前几年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时,对这些都接触过。”

  朱镕基听在耳朵里,记在心里。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对徐匡迪说:“我已经打电话回去,跟市里领导商量把你调到计委当主任。”因为大家很熟就比较随便,徐匡迪说:“开玩笑吧,有没有搞错啊?”朱镕基严肃地说:“什么搞错,我不跟你开玩笑,你到底怎么样?”

  徐匡迪说:“你找错人了,我是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我怎么能够去当计委主任。”没想到朱镕基哈哈大笑:“哎呀,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当计委主任了。”

  回国一个月后,徐匡迪正式调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四

  1992年到1995年,徐匡迪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这正是上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那时,计委是矛盾焦点,不到晚上11点离不开办公室,门口常有人排队。因为要批项目,批了项目就有钱,就可以做各种事情。

  当时,上海一年可以用来建设的资金只有37亿元,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来要,那肯定“打破头”啊!

  后来,徐匡迪想了个办法,提出计委不做具体项目的评审人,而是根据市委、市政府具体要求来“切蛋糕”,最终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就是要转变计委的职能,再也不要成为矛盾的焦点,总是弄到晚上11点下班了!”

  这样一来,就是反过来计委来催各部门了,为什么项目还不定下来?计委也就不分钱了,而是来调度资源。为了做好资金调动,后来成立了上海国际投资公司,把钱放在那里,计委可以管理。另外,计委还要思考怎么把资产变现。

  当时上海建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向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各借两个亿。按当时官方汇率,相当于20亿元人民币。建好以后收费通行,请一家香港的资产评估公司来估值。他们算下来每年回报率是12%,8年可以回本,按股市评估市场现值52亿。

  徐匡迪向市里汇报,说这个钱与其白白放着,不如卖掉49%的股份,变现的资金可以继续造徐浦大桥、卢浦大桥。

  五

  1995年2月,徐匡迪当选上海市市长。

  当选市长的第二天,上海电台采访徐匡迪,请他给上海人民提一个希望。他就说,希望上海人不要把外地人叫乡下人,要“海纳百川”。

  徐匡迪之所以这么说,跟他当年一次遭遇有关。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初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去中百公司买东西,说的是普通话,问了几个问题,营业员爱理不理,意思是你到底想不想买。

  “那时候,上海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后来,因为参加“四清”运动,他被派到南汇去。那里的农民听不懂普通话,不说上海话就没法交流,于是他慢慢就会了上海话。

  让徐匡迪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去上海,发现上海人都讲普通话了。

  他当市长的时候,浦东的大部分还是农村,而南北高架、浦东国际机场、内外环线、金茂大厦、香格里拉宾馆二期、东方明珠电视塔,都在建设。

  那是上海发展的关键时段,在徐匡迪看来,当时辛苦是辛苦,但上海有一个设计精、运转快、效率高的政府机构。徐匡迪说:“市政府不是衙门,而是一个议事决策的机构,大家在一起做事,比较愉快。”

  回忆起7年的上海市长生涯,徐匡迪最感欣慰的是,上海逐步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也成为一个大家都向往去工作、去生活的地方。

  “我当上海市长比陈毅市长还多一年,陈老总是1949年来,1955年离开的。”徐匡迪说。

  徐匡迪又说到一件让他难忘的事。

  2001年,在上海开APEC会议,这是“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首次出访。

  会前,美国的安全官员来了很多次。突然在开会前三天,他们提出车队经过的浦东世纪大道上有几十个窨井盖,下面是下水道,说这个不安全。

  中方跟他们说,每天晚上会派人打开盖子检查,等到车队经过往返时,每个窨井盖上站一个警察,他们同意了。

  但到会前记者招待会时,美联社记者又把窨井盖的问题提出来。

  徐匡迪这样回答:“我只可以告诉你绝对保证安全,但是如果告诉你是怎么保证的,可能就不安全了。”

  大家都鼓掌,外交部发言人也笑了,会后跟他说:“你这个回答好。”

  六

  2001年11月底,徐匡迪前往巴黎作上海申办世博会的陈述,回沪后即卸任市长,前往中国工程院履新。

  在当时,这是个不小的新闻,大家都觉得有点突然。

  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徐匡迪说:“组织上考虑,我到中国工程院工作。工程院院长不是任命的,要经过主席团提名,然后全体院士无记名投票,得票三分之二以上才能当选。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早一点过来,先担任党组书记,因为党组书记中央可以任命。这样就可以把工程院的工作先熟悉起来,也让大家对我有个了解过程。”

  那一年,徐匡迪64岁。按照规定,正部级的市长只能当到65岁,他也做好了退休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走得很匆忙,是因为需要他去巴黎作申博陈述,报告人必须用英文或法语,当时担心如果临时换人去做陈述,效果可能受影响。

  还有一个花絮。

  当时初到北京,中国工程院还没有自己的办公楼。有一次,徐匡迪去见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起在宾馆办公。

  朱镕基说:“徐匡迪你好大的胆,中央刚出了红头文件,不许在宾馆办公。”

  徐匡迪说:“面积不大,4乘14,就是4个14平方米的标准间。一间是我的办公室,一间会议室,一间卧室,还有一间秘书住。采光不好,白天晚上都要开灯,只有一件事情不错,有4个厕所。”

  朱镕基听了哈哈大笑,说:“趁这两年财政还有点钱,你想办法去造个办公楼吧。”

  徐匡迪说,当时北京市很支持,选了市中心这块棚户区,中国工程院办公楼到2007年就建成了。

  现在中国工程院办公楼是北京著名的绿色建筑,水是循环利用,屋顶有太阳能板,能耗是一般标准的三分之一。

  …………

  从大学教授到大学校长,从大学校长到计委主任,从计委主任到上海市长,从上海市长到工程院院长,从工程院院长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组组长……徐匡迪,80载人生岁月,心中装满家国情怀。

  (作者: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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