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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科学计划的国际合作

2016-09-21 17:28:43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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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赵瑜

  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空间站计划、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这些全球范围内堪称大科学时代的标志性工程,带着些许神秘的色彩,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我国对大科学计划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作出了战略部署和政策设计。

  如今,大力推进大科学计划,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工程已成为相关各方的普遍共识。

  大科学计划也进入了全国政协的协商视野。8月18日,全国政协召开第5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议题,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积极参与 科学布局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实施大科学计划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打造科技原创能力的意义不言而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科技界人士的积极参与。

  2006年,我国政府跟美、欧、日、俄、韩、印等六方共同签署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第一次成为超大型国际大科学合作的主要成员。参加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参与了此次国际合作的谈判和初期启动,“我国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有效加速战略性知识和尖端技术的生产、扩散与储备,这对于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科技和人才的战略储备意义非常重大。”程津培深有感触。

  然而,由于我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经验不足,还缺乏针对国际大科技合作的战略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在项目遴选方面也还不够科学严谨。因此,“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大科学合作中长期规划,体现国家战略需求,服务重大关键领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显得尤为重要”,程津培发言直指问题关键。

  在全国政协常委、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梅祥看来,作为组织和引领开展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科研平台的国家实验室,同样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国家实验室能够优化科研队伍和力量,提升我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水平,并逐步牵头与领导国际重大科研合作活动,统筹国内和国际的资源,跨越式增强我国科研创新能力,扩大我国科研影响。”他建议,“要充分调查研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效结合,在了解分析各方面、各领域意见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尽快科学地布局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我国有重大战略需求的国家实验室,要扎实、稳妥和积极地推进国家实验室的建设。”

  发挥优势 互利共赢

  尽管当前我国已经主导和参与了一些国际科技组织,但相比欧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比较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长顾行发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据2009年《国际组织年鉴》中的数据,国际科技组织总共分布在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分布较多的国家及数量分别为:美国1918个,英国1318个、比利时1010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仅有68家,其领域主要分布在医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等,占所有科技组织的比重为0.53%。不仅落后于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也不如印度、韩国等亚洲邻国。

  因此,顾行发认为,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充分利用世界的资源,得到世界的认可,充分发挥科技国际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吸引国际科技组织总部落户我国,使我国在其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提升我国科技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除充分发挥国际科技组织的作用外,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潘云鹤认为,发挥我国特有优势,实现多方共赢才是吸引各国积极参与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的科技研究正努力从“跟跑”转向“并跑”与“领跑”。要完成这种转变,必须进入到“我国主导”或“参与主导”的新阶段。

  在潘云鹤看来,要成功主导国际科技合作,关键是要提出好的合作项目。“这类项目应当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它应该属于我国发展的重要需求;二是它应该在我国具备实施的优势或潜在优势;三是它能够导致合作各方共赢;四是它应该具备科技探索的前沿性。”

  长期从事中医药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提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推动中医药国际技术合作不仅可以发挥我国特有优势,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开展中医药医疗和科研合作的需求,又可以提高中医药的世界认知度和贡献度,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他建议,加强科研合作,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上掌握主动权,并加强主动引领,优先资助一批国家级重点中医药合作项目。

  高铁作为我国的特色产业,也具备我国牵头发起国际科技间合作的条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黄强建议,充分利用我国高铁的技术优势和建设运行经验,由我国牵头发起,开展“创新城市发展模式”的国际科技合作。

  提高能力 聚集人才

  要承担起国际科技合作的重任,拥有过硬的人才队伍是关键。而要培养出符合需要的各方面人才队伍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落户中国,那我们就需要有一批富有跨国发起和组织运行国际组织管理经验的人才,而目前的现状是这种兼通外语和管理能力的人才基础依然比较薄弱。另外,我国在现有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人员数量也较少,代表性不足,作为有限。顾行发认为,在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缺乏自上而下系统的、有针对性的顶层设计、配套机制和实施方案。他建议将国际科技组织任职人员纳入国际人才统一评价体系,建立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激励机制。

  在具体的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我国整体上还更多地处于跟踪、并行的阶段,重大科技项目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不足,世界级科技成果与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在发言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承担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国际大科学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团队不足。他结合致公党中央的侨海特色,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上数量快速增加,领域不断拓宽,但与实施大科学计划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比还有差距。我们应探索全球公开招聘世界一流科学家、国际顶尖工程技术人才的新机制,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法治化建设,并注重人才引进后的服务工作。”另外,蒋作君提出,海外人才引进工作职能交叉分散在多个部门,存在职责不清、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等问题,他建议,整合理顺现有海外人才引进管理部门职责,重点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海外高层次人才专家引进工作,推动建立权责统一、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 海外高层次人才管理体制。

  国际科技合作的成果归属、转让、实施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知识产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我国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知识产权流失严重,二是转化运用能力低下。北京市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马一德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缺乏。他建议,重点培养一批知识产权高级管理人才、商业化运营人才、专利信息人才、国际化人才和进行专业代理、法律咨询的服务人才,以高层次、多元化人才队伍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专业支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是我们追求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通过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大科学计划的成功实施来通过这场“国际考试”,以证明和体现自身的真实能力和对人类的贡献。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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