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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三问” ——访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2016-05-20 08:27:35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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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三问”

——访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

作为一个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又是坚持在临床一线的医生,黄洁夫对政府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之重和人民群众对医改的焦灼不安感受很深。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他多年来关注医改问题,积极履职建言,为政府部门献计献策。

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黄洁夫就“看病难”等问题坦率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引起媒体及舆论的高度关注。他说,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国从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医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对于新医改如何进一步深化,难点和重点在哪,黄洁夫有他自己的见解。近日,在全国政协“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期间,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

本刊:医改要改什么?

黄洁夫:医改不是“改医”,不是“药改”,而是改革医疗市场、培育医疗市场、推动医疗市场快速发展,通过政府的引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2009年新医改制定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战略目标,明确了政府提供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部署了“公共卫生”“基本药物”“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及“公立医院改革”等五项重点任务。七年多来,各级政府作出很大努力,卫生事业投入很大,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还没得到根本性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也未能根本缓解。

当前的医改政策与举措主要聚焦于医保层面、医院内部管理,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现行医疗服务体系触动不大,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进展太慢。公立医院试点多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社会办医”“多点执业”“三医联动”“分级诊疗”“医疗资源基层下沉”等措施,落地很难。

当前我国医改的外部形势十分紧迫,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卫生筹资能力不足,而群众对医疗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疾病负担加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我认为,深化医改就要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精神,对我国现有的1万多家公立医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公益性办院方向,切断医院“创收逐利”的利益链;建机制、改体制,改变公立医院“行政化+商业化”的事业单位体制,使公立医院姓“公”,民营医院体现公益性。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推行的全民健保的经验,进行公立公办、公办民营、民办民营或混合制改革。在确保我国的公立医院体系能保障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将蛋糕做大,培育市场,满足民众多元化医疗需求。医改不应是单纯的花钱,还应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本刊:医改由谁来改?

黄洁夫:医改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政府,政府多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大约20余家,理念并不一致,缺少一个统揽全局的部门,“三明医改”等地方医改经验在全国复制与推广困难。医改政策要多征求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的建议。医务人员应该是医改的主力军,因为面对病人的是医生,医改的落实也在医院。

我国的医务人员现处于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又要面对和应付一些难以执行的上级指令和要求。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公立医院“创收逐利”,民营医院则定位不清、人才匮乏;医患关系日益紧张,伤医与医药领域丑闻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不满意,医务人员也委屈无奈。

医疗服务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信息严重不对称,容易发生诱导性消费。所以,医生的人文精神与专业道德在医疗供需市场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往往是事倍功半或无能为力的。最近发生的“疫苗”事件与“魏则西”事件也说明了“医疗没了人文就没有灵魂,医疗没了技术就没有了躯干”。

政府的责任是支持和监管,不能“越位”和“缺位”,应该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政府要着力建立严格的医疗服务监督体系,建设一个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营造一个平等高效公平的医疗环境。政府的政策导向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激励医务人员在医疗市场中创新医疗服务模式,获得与自身服务相称的劳动价值和合法收入,为病人提供价格合理的高质量服务。我认为只有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投身医改,真正感受到职业责任与荣誉,医改才能获得成功。

本刊: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关键在哪?

黄洁夫:我刚才讲到,一支德艺双馨的医务人员队伍是医改成功的关键。所以,医改的顶层设计要重视人才问题,不要“重物不重人”。现在的医学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脱节,医生的社会从业意愿下降,医学院校基础医学学科的师资贫乏,医学生毕业后转行人数增多,大型医院人才密集而基层医院人才匮乏等问题十分突出。我认为应从医学教育与医学人才培养入手,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医改。

一是要完善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使用的管理体制。医学教育有特殊性,应遵循其客观规律,认真反思综合性大学与医学院校合并的得失。现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分别管理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的碎片化体系有待改进。这种分割的体制,使我国医学教育与医疗主力部队游离在医改主战场之外,不能起到过去发挥的“排头兵”作用。

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由教育部、卫计委、人社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统筹协调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使用的体制,加强有关部门医学教育职能。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制定有关诸如院校学制、人才层次、职称、薪酬、编制、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政策,解决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由管理体制不顺造成的深层次的矛盾。要完善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医疗保障支付政策,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解决当前医院“创收逐利”的运行与分配机制,制定有利于优秀医学人才下沉基层的配套政策。强化对医学社团的指导与监管,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与中国医院协会等行业协会都应发挥社团自我管理能力、加强组织建设,承担政府简政放权后的相关职能。

全科医生属于“毕业后教育”的范畴,全科教育一直是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必修课程,政府没有必要再去兴办“全科医学院”。全科医生的来源应是医学生完成院校教育后,通过“毕业后教育”成为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两种类型人才。全科医生也属于广义上的专科,也是专家,而不是水平低的“小医生”,他们是实施分级诊疗的守门人。“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提法是不适当的,社区是负责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主战场,现有的医生队伍相当一部分均可承担全科医生的职能。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的学科设置和规范,扩大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范围,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到乡镇卫生院服务者,可享受特岗计划待遇。要制定相关政策要求大医院医务人员承担下基层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二是要构建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我国“5+3”和“3+2”的医学院校本、专科教育,医学硕士与博士教育应向临床学科倾斜,研究性大学的办学方向应兼顾实用性医学人才的培养与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实施全国统一、规范的毕业后住院医师培养制度。

建议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管的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牵头承担建立我国医学“毕业后教育”的合理机制。为推进医学事业发展,我国应探索成立名副其实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负责专科、全科医生培养、认证和执业规范标准的制定,推动生命医学科学的进步。卫计委应根据医疗行业特点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特点,制定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规定,诸如专业人才分类、分层次继续教育等。建立专科护士、养老护理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养制度,完善公共卫生医师、药师培养培训制度。开展乡村医生常见病、地方病等实用技能专项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建立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对口帮扶制度,协调京、津、沪、穗等地优质医学院校对口帮扶中西部薄弱医学院校,开展师资双向交流培训,优秀学生免试升级再教育等;落实区域卫生规划,培养基层卫生人才,逐步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才体系,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医务人员参与医改的好局面。(王钊冀 李香钻)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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