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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能‘违和’” ——全国政协常委叶小钢谈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2016-05-20 07:39:33 来源:中国政协 李香钻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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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一直是叶小钢抹不去的情结。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他深知高等教育其中甘苦;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他能从比较超脱和宏观的角度看待高等教育,多次提出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意见和建议。在他看来,高等教育犹如音乐一样,有着自身独特的节奏和规律,一旦“违和”,就会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造成严重的后果。近日,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召开,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围绕高等教育改革的话题,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本刊:叶委员,您好!您为什么持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

  叶小钢:李克强总理有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句话:“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二是他在高等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所讲的:“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关系民族的未来,高水平教育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性阶段,高等教育无疑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先回顾下历史。1999年我国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此后中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迅猛发展。2015年,全国高校在校生4018.1万人,居世界第一。其积极作用是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社会需要的专门性人才,再就是拉动了内需、刺激了消费、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等。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比如非协调性的扩招办学,造成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部分高校负债率高、大学生结构性就业困难、办学质量下滑、创新型精英人才乏出;不配套的教育改革,造成教育行政化、学术腐败问题出现,等等。

  非协调性扩招突出表现为招生数量攀升,但缺乏整体统筹、分类指导。按照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分类办法,我国普通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尽相同的教育目标与社会责任,但目前几乎所有教育部文件都是面对所有高校(不注重高校类型差异),因此我国高校发展目标十分趋同,大都追求上规模、上专业、上层次,体现在现实层面上,多学科或综合性院校越来越多,专科性或专门性院校越来越少,甚至音乐学院也开设影视专业、美术专业,海洋与石油大学等也开始开设艺术系、音乐系等。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艺术类学生的学费收费标准有可能相对高,扩大此类学生招生数量,可以获得更多的学费收入,缓解学校发展的财政困难。另外,许多高校扩张太快,国家财政拨款和学生的学费收入也不能满足“圈地运动”和“大学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所以又开始向银行贷款。这种“负债兴教”不切实际的盲目发展的结果是将这些高校置于办学资金窘迫、恶性循环的境地。目前,部分省市动用政府财政为这种“盲目”行为买单,而更多的省市的高校则采用扩大招生力度、收取更多学费的办法来偿还银行贷款。这样,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远离了公益性事业的本质,“被迫”培养社会趋于饱和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本刊:您所提及的现象和问题,社会诟病已久,但是仍然改善不多。您觉得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叶小钢:一句话:高等教育改革不彻底、不配套。这主要体现为三方面。

  一是人事制度僵化。在高校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一大批低学历、低水平、低职称的人走进高校教师队伍。随着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其中部分占编的教师可能不适应或不再被需要。但目前我国人事制度中,缺乏有效的教师退出机制,编制已满的教学岗位难以吸纳真正需要的 人才。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平庸化。

  二是高教干部选拔任用方式老化。目前高校领导任用还是采取组织直接任命的方式。这种方式以行政为驱动,高校教职工缺乏充分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而造成学校官本位价值强化、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同时这种干部任用方式也缺乏相应的干部过失追责机制,以至于被“拍苍蝇”拍下马的贪腐干部,也无人追究干部任用失察之责。

  三是其他不合宜的管理制度。如职称评定看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不看实际论文影响力,只看发表论文刊物规格。本科教学评估重“硬标准”,而对于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过程、办学效益等“软标准”却缺少可靠的衡量办法。科研经费管理中只是考察形式上的合规性,不注重实际资金使用的合理性,等等。

  本刊:在您心中,理想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

  叶小钢: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个有借鉴意义的例子。这所学校成立于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教学设施等办学的硬件条件十分简陋,但因为汇集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如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吴大猷、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梅贻琦等,所以短短8年时间内,在培养的三千多名学生中,就产生了李政道、邓稼先、彭佩云、汪曾祺、何其芳、任继愈等各行业的杰出人才,创造了中华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可见,高等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是学校是否具有专业齐备的教育大师。因此,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教育部应引导和促进校际化与国际化合作办学力度,促进顶级高端课程资源的分享。

  本刊:对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教育的体制机制。您怎么看?

  叶小钢:教育部应继续引导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包括高校教师全员聘任制度、岗位评聘分开制度、大学校长目标责任制度、高校干部失职推荐人连带责任追究制度、高校干部同岗位工作两届限定制度、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制度、高校职工征信备案与管理制度、科研经费 管理制度等。

  举例来说,只有采取全员聘任与岗位评聘分开制度,才可能打破教师人才队伍僵化问题,实现“庸则退、平则让、能则上”,保持教师队伍的学术活力和发展动力。只有采取大学校长目标责任制度、高校干部失职推荐人连带责任追究制度、高校干部同岗位工作两届限定制度,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有位无为”的庸官现象以及拉帮结派的团伙主义现象。只有实行高校职工征信备案与管理制度,才能让买卖论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行贿受贿等学术与教育腐败现象逐渐减少。

  现在高校的科研经费管理,不允许研究者领取一定劳务费、几乎所有花费都要提供发票。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研究者付出劳动,理应获得一定的劳务收入;在一些田野调查中,支付受访人一定的费用是必要的,但许多受访人,如民间艺人怎么能提供发票?因此,这种制度规定的缺陷导致高校科研经费报销“发票作假”成风。反过来,不如此严苛规定,又会导致学术腐败滋生。再以艺术高校招生为例,虽然明文禁止,但几乎所有自主专业招生单位的专业教师会参与考生考前有偿辅导,且学费昂贵。俨然,这种无关痛痒的规定就是“一纸空文”。反之,如果配合实施高校职工征信备案与管理制度和问题追责制度,或者正视现实,规定收费标准等都可能改善这种潜规则盛行的局面。

  本刊:您还有什么建议?

  叶小钢:教育部应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和不同的专业类型的办学,进行细化、有区分地分类管理与宏观指导。比如,在安排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指标和财政补贴,首先应联合统计部门对各个专业和各校毕业生不同的就业情况与社会取得的成就状况进行摸底统计调查,并以此为据,合理安排。教育部还应引导教学型高校和高职学校对一些就业率不高的专业人才设置“创业教育”的内容。同时,加大高等教育大数据决策与信息公开程度,建立高等教育大数据统计分析研究中心。

  总之,在我国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取决于国家各领域的高端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也就是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趋于平庸化的现实警示我们,必须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我国高等教育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高端人才,从而从实质上、可持续地提高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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