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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守护生命之静美

2016-04-28 16:38:30 来源:中国政协 朱国鑫 李香钻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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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中央赴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推进安宁疗护工作"调研。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印度诗人泰戈尔以优美的诗行宣告了生命的庄严。

  使人活得快乐,死得庄严,4月21日,一场独具特色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安宁疗护,这个关系到生命尊严的新生事物,在银发浪潮来袭的时代,正快速走进人们的生活和视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全国政协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把安宁疗护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选题精准 意义重大

  “安宁疗护”一词始于我国台湾地区。在大陆,相应医疗护理服务的名称和内涵不统一,有“临终关怀”、“舒缓疗护”等多种表述。

  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撰写的“关于安宁疗护发展的调研报告”中,这样定义安宁疗护的内涵:“主要是指为患有不可治愈的致命疾病患者在临终前(通常为6个月以内)提供减轻痛苦和不适的医疗护理服务。安宁疗护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而是尊重本人意愿,将治疗的重心从治愈疾病到减轻痛苦,不再做增加患者痛苦、于事无补的检查和治疗,使患者内心平静地面对死亡、有尊严地离世。”

  委员们认为“安宁”表述“临终”,“准确”又不失含蓄,更突出减轻痛苦、避免无效治疗的主旨,社会更易接受。

  安宁疗护事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还是个“新词”。

  上世纪中叶,英国护士桑德斯创办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机构,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临终关怀医疗服务。而我国直到1988年才成立有关临终关怀的第一家研究机构,此后临终关怀服务初步在北京、上海等几大都市逐渐发展起来。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实施安宁疗护的必要性在于民生需求巨大”,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何维说,我国每年癌症死亡人数有280万人,其减轻患者痛苦和家庭负担、住院难乃至过度医疗的突出供需矛盾亟待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方来英认为,安宁疗护延续和光大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应有之义;既是民生事业,也是国家发展和医疗体系现代化的标志。

  “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了20余年,至今尚未走出发展困境。”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在提案中写道:“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的背景下,通过临终关怀方式解决老人临终阶段的生活照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发达国家有70-80%的老人享受到了临终关怀,我国99%的老人没有享受到类似的社会关怀。”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一直关注我国安宁疗护工作。他说,尽管生老病死是众人皆知的生命的自然规律,但社会对“死”以及如何度过生命的末期缺乏应有的认识,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安宁疗护工作意义重大。

  “推行安宁疗护,是国之良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平认为。

  小切口、大战略,从一个具体问题或一种特别关注入手,是双周协商座谈会独特的价值功能。在广泛调研和委员的积极建议基础上,“推进安宁疗护工作”被列为2016年第49次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

  “做好安宁疗护工作可以实现‘多赢’,全国政协利用双周协商座谈会这个高端平台,一定会极大促进安宁疗护在我国的开展。”赵平委员说。

  持续关注 重点推进

  “我永远记得被医院强制出院时的绝望,永远记得辗转折回门诊大厅时的困惑。”

  2012年2月,上海市民秦岭通过微博致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表达了他对患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强制出院无处可去的悲伤与绝望。见信后,俞书记很快回复:“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四年过去,牵挂依然。俞正声主席两次就有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俞正声主席,杜青林副主席、韩启德副主席、张庆黎副主席兼秘书长等全国政协领导同志亲自审阅《关于推进安宁疗护发展的调研报告》,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安宁疗护工作。

  其实,对于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全国政协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时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等48位委员曾联名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提案,提出在全国兴建关爱老年人的“爱心护理工程”,会后又以建议信的形式报给了国务院有关领导。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回良玉对此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都作了重要批示。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曾在2010年两会提案《倡导生前预嘱,实现科学人道主义》中为“生前预嘱”立法呼吁;2013年全国两会上,很多医卫界政协委员都收到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倡导“尊严死”。送书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她一直呼吁让每个人自由选择“尊严死。十二届政协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围绕重视安宁疗护发展提出的提案有12件,还有近80件提案提到希望加强安宁疗护工作。

  推进安宁疗护,政协持续发力。为筹备好这次双周协商座谈会,韩启德副主席两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讨有关工作,亲自率队先后到郑州、上海、杭州和北京开展实地调研。农工党中央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两次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等部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并请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以及有关学者参加座谈。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和有关部委同志,深入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医院、医养结合型养老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开展安宁疗护的民营医疗机构进行调研,组织召开多场研讨会,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座谈交流,认真了解各地安宁疗护工作开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困难以及各方的意见建议。

  规格高,成果实,影响大,各界对这次座谈给予高度评价。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会议。18位委员和专家中,有的作为第一或联名提案人提交过相关提案,有的长期从事或者长期呼吁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发言选题涉及安宁疗护的内涵与意义、提倡生前预嘱、改变医保对安宁疗护的支付方式、试点先行引领示范、建立安宁疗护协会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安宁疗护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我们把‘安宁疗护’这个名字叫起来、统一起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说。

  深入调研 解剖症结

  “我们全家感谢你们!你们虽然不能创造治疗癌症的神话,但你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关爱生命的赞歌!她是带着对你们的感激走的!”

  这是在北京德胜社区卫生中心接受安宁疗护的郑女士的丈夫在她去世后第二天给医护人员发来的短信。郑女士是一名肺癌晚期骨转移患者,患者的疼痛评估达到10分(最高分)。因为用药不规范,她的疼痛控制得很不理想,她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让医护人员难以忘记。但在这里,她得到了无微不至的人性化呵护与关爱。经过缓和治疗,其疼痛控制在3分以下。临终前,她用微笑与爱人留下了美好合影,安详、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谈心室、沐浴室、平板电脑、无线网络、音乐播放系统,德胜社区卫生中心临终关怀科病房环境温馨、整洁、舒适,给到这里调研的委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近年来,像德胜社区卫生中心这样的安宁疗护机构越来越多,在上海、北京、浙江、河南等地,委员们高兴地看到不少类似机构先行先试,服务类型多种多样,效果明显突出。

  ——作为国内较早系统性地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城市,上海自2012年以来已初步构建了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重点,机构和居家服务相结合的安宁疗护服务网络。全市76家舒缓疗护试点单位,开设舒缓疗护病房300余间,累计服务临终患者7000余人次,初步估算累计减少不必要医疗支出7000余万元。

  ——有的在综合或者专科医院(肿瘤医院)设立病区、病房或者床位,如郑州第九人民医院立足老年医院特色,建立了有75张床位的姑息治疗暨安宁疗护中心,为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类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管理、心理疏导治疗和人文关怀;绍兴市人民医院在肿瘤放射科内组建了安宁疗护团队,遵循“全人、全家、全程、全队”的“四全”原则,两年多来累计为60多位患者提供了安宁疗护服务。

  ——有的成立专门机构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如1987年创建的北京松堂关怀医院是国内第一批专业开展安宁疗护的医院,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宗教人士和志愿者团体协同配合,为老年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务。创办近30年来,共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

  ——有的在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内提供安宁疗护。如北京隆福医院在东城区汇晨养老公寓内建立医养融合院区,实际开放50多张病床,70%专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成绩,委员们看在眼里;不足,委员们急在心里。

  “这些服务机构还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赵平委员说,如果全国有一半的癌症终末期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专门机构采用安宁疗护服务,按人均30天住院天数、床位使用率为85%计算,则需要27.5万张安宁疗护床位以及相应的专业设施和护理人员。

  方来英委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一生健康投入的80%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也就是说临终救护占据我国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而国际上认为,用于临终关怀的每1美元,可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他认为,“广泛开展安宁疗护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可以节省巨额医疗开支,减少医疗浪费,提高医疗保险的使用效率。”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医疗条件只能满足0.3%的患者需求,如何让人们有尊严地逝去将是一项艰难的课题。

  据北京德胜社区服务中心研究统计,癌症晚期患者在二、三级医院经过积极检查与治疗每日费用平均3126元,而在该中心接受服务的68名癌症晚期患者中,经过缓和治疗,平均日住院费仅仅为243元,两者相比大概是13:1。相比之下降低92.2%的日均住院费。按《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每年因癌症死亡病例270万推算,每日可为国家节约77,8410万。

  来自上海的数据也显示,在生命终末期的3个月,安宁疗护的日均费用仅为通常住院医疗费用的10—20%,可有效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和医保支出。

  “安宁医疗是医疗改革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省钱的项目,应该大力扶持推进”。委员们一致认为。

  上海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已有十多年,从在老年护理病房内设立安宁病床到形成独立的安宁病区,服务功能和理念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并在临终病人病情评估、缓和医疗、安宁护理适宜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探索,逐步形成了临终病人服务标准和管理指南。(图/CFP)

    捍卫生命尊严 呼吁社会关注

  “安宁疗护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委员们呼吁,推进安宁疗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注。

  “来得自然,去得自然;生有尊严,死有尊严”,只有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才能推进我国安宁疗护工作快速发展。黄洁夫委员认为,人的生命包括生理生命和文化生命,其中文化生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重要标志。文化生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人的生死自然、有尊严,安宁疗护是人能够有尊严地离世的重要体现。目前社会比较重视“生”,对“死”的关怀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死,历来是最忌讳的字眼。全国政协“推进安宁疗护工作”调研组成员之一、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峪平和她的团队在推广生前遗嘱时,常常被医院的负责人婉拒:“我们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谁接受得了你们说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里发问卷调查,退休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

  凌锋委员告诉记者:“我经常到全国各地会诊的病人,有些确实已经判定脑死亡,但家属出于情感或孝心不愿放弃治疗。重症监护室动用了心脏起搏器、气管切开、呼吸机、血滤以及众多药物支持。单位、家属日夜坚守,吃住在病房走廊,耗资几百万。最要命的还不止于此,病人在严重地消耗着、萎缩着,面色铁青、毫无生气、脸庞浮肿、口角生疮……这哪里还有半点尊严可言!我总是在想,如果这些病人有感知,他(她)是否会希望得到别人这样对待?”

  “一方面,患者的家属往往认为不能放弃治疗,否则就是不孝,不愿意停止抢救。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受‘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的理念影响,总是抢救到最后一分钟,害怕承担‘见死不救’的责任。于是,出现患者临终前还是被拼命开药、拼命采取有创治疗,上呼吸机、气管切开等繁杂而痛苦的方式来延长生命,而没有注重生命的质量。”范利委员分析其中的原因。

  “尊重生命,就是要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和事实。生命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一去不复返,而且必去。尊严地活着,尊严地死去,是我们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凌锋委员说。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安宁疗护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赵平委员介绍说。比如在英国,目前,已有一百多家安宁疗护机构,每年都会有十多个国家前往学习观摩。在日本,更是将这种人性照护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不少地方的癌症中心都有一栋特殊病房,是专为不能治愈的癌末患者准备的。病房宽敞舒适,如同宾馆,窗外是绿树成荫的庭院。为让患者在临终前享受更多的家庭温暖,医院尽量创造条件,让亲人们经常陪伴患者,同时还为家属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减缓亲人即将逝去的痛苦。

  在中国台湾,每年有3.5万多人死于癌症,其中40%的癌症患者接受了安宁疗护。他们有“四全照顾”的特色,即全人照顾(身、心、灵),全家照顾(病患、家人),全程照顾(临终、家属悲伤期),全队照顾(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宗教人员等),让很多癌末病人免受了痛苦的煎熬。

  发展安宁疗护,减少患者临终前生理、心理的双重痛苦,让他们尊严、体面地逝去,这既是对患者和家属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戴秀英委员说,要积极地开展生死观教育,引导临终患者及家属正确地认识死亡并坦然地接受死亡,及时调整心态,使临终患者有尊严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旅途。

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临终病人按摩解痛。(图/CFP)

  积极建言 把脉支招

  在座谈会上,一组数字屡屡被委员提及:

  2015年10月6日《经济学人》公布5年一度的世界死亡质量指数排行榜。该指数是以善终及医疗保健环境、人力资源、人们对服务的负担力、服务的质量、社会参与这5大类别共20个测量数值的指标得分计算得出。中国大陆排在第71位,接近垫底,比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斯里兰卡、赞比亚、埃塞尔比亚这些国家还要靠后。

  “必须改变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何维委员建议,要大力推进安宁疗护,丰富健康中国的内涵,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目前,整个社会对于健康概念已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识,人民群众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已不仅仅限于“对症治病”,而是覆盖了从孕前到死后全生命的各个阶段,像安宁疗护、母婴保健、老年护理、心理疏导等等医疗卫生领域的新生需求已经强烈表达出来,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健康需求。黄洁夫委员认为,“我们应认识到这种需求变化的表现和趋势,把安宁疗护作为医疗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拓展和培育老年服务业市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我国多数地区,基本医疗保险不覆盖或仅覆盖少数安宁疗护服务项目,大部分费用需要患者自付,长期护理保险及相关政策迟迟没有出台,影响患者对安宁疗护服务的使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建议尽快将安宁疗护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减少对高层级医院住院服务的过度利用,在合理评估服务对象的基础上,减少医保基金支出。

  “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太够,研究的也不是太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座谈会上表示,下一步将着力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对安宁疗护进行按床日付费的办法,希望能够通过支付方式的完善,鼓励相关机构积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结合前期试点,积极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针对开展安宁疗护试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敬民建议由点到面、稳步推进。他说,“可在全国先设立20个示范点。示范点应包括各个方面,既包括城市社区,又包括农村乡镇;既有国有单位,又要有社会资本企业;既有医疗单位,又有养老和医养结合单位。示范点的分布要符合‘安宁疗护’的结构需求,统一安排、分头实施,统一步骤、分步推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表示,将积极推动安宁疗护纳入社区服务体系,支持各方力量在社区开展安宁疗护服务;加强对社工及志愿者的安宁疗护专业知识培训,努力为安宁疗护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安宁疗护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关键。委员们认为,导致人才瓶颈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安宁疗护本身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相对较低,规范化运作管理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安宁疗护需要从医疗、护理和心理疏导等方面组成专门的团队,对团队协作要求高且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再加上部分人对死亡存在恐惧和迷信心理,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主动加入这个队伍。这也导致了安宁疗护的人才队伍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和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大型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才队伍。安宁疗护所需的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不可能凭空产生,建议大型医院在培养和建设安宁疗护专业人才队伍方面发挥优势,采取自愿选择和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办法培养基层人才。这样,才能做到安宁疗护人才在基层引得来,留得住。大医院还可利用人才和学科优势制定患者可以进入安宁疗护阶段的判定标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提出。

  一条条建议,饱含委员们的辛勤付出和人文情怀。

  “发展安宁疗护亟须重视对专业护士的培养”,李秀华委员呼吁;

  “动员社会组织发挥自治作用,发起成立安宁疗护专业协会,由协会制定并完善行业标准、医疗模式、临床诊疗路径、监督评估指标”,何维及赵平等委员建议;

  “对老人而言,签订生前遗嘱、实现‘我的死亡我做主’也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罗峪平提出。

  ……

  “感谢全国政协、各位委员对卫生计生工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在前期全国政协开展的调研基础上,我们将进行深入研究,深化医改,完善制度,规范服务,加强培训,提高能力。共同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马晓伟积极回应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重视死亡,发展安宁疗护,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期待国家在法律支撑、政策引导方面提供依据,早日让安宁疗护从理念走向实践。”范利委员说。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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