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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扶贫:既要精,也要准

2016-04-05 09:31:18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陶家璇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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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陶家璇

    “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如期完成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减贫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脱贫攻坚这一热点话题纷纷建议献策。

    精准识别,因地制宜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这被认为是中国扶贫的关键三问。

    扶持谁则是基础。扶持谁则依赖于精准识别,做好建档立卡的工作。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全国政协委员戴秀英认为,这样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值得借鉴。

    全国政协委员鲍义志则建议,可选择一个典型村作为抽样调查村,测算出特困系数,再按公式计算出农户贫困程度指数,同时建立贫困程度、返贫风险、措施评估三个指数,使精准识别工作更趋科学化、定量化。

    在全国政协委员徐晓兰看来,这些“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都有可取的地方,不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的手段优势,通过构建大数据处理和云管理中心,来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通过对贫困地区相关数据的分析,实现扶贫数据的实时观测、分析和对比。”徐晓兰说,这样使数据尽可能做到更新、更准、参考价值最大化,及时掌握准确的贫困人口数量。

    技术永远只是手段,关键在于人。

    “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三件事:识别环节、到户环节、退出环节要克服利益均沾的思想。”全国政协委员范小建强调,精准扶贫过程当中,平均主义、利益均沾的思想是造成目前识别不精准的很重要原因,因此从扶贫角度来说反复强调“回头看”,尽最大努力把“水分”寄出去,把漏掉的人“拿”进来。

    “精准扶贫的精髓在于‘因贫施策’,要根据致贫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定要把矛盾吃透,从而解决它。”范小建说,在调研中发现,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原因也有微观原因,既有群体原因也有个体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生态以及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因。

    就以“代际传递”来说,成因复杂,除了素质型,还有健康型以及综合型等,要根据不同原因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这就体现了精准,要强调到村到户,最终落实到人。

    “因地制宜非常重要。”全国政协委员陈章良告诉记者,各地致贫的原因千差万别,千万不能一刀切。广西贫困的原因和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广西有的贫困地区是一个人只有0.1亩地,没地可种,别的省可能是有地没人种,要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扶贫政策。

    陈章良建议,对于具备发展条件的地方,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家庭经营收入。对于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方的贫困人口,应继续组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

    全国政协委员阿什老轨也希望,要严格落实好精准扶贫的各项措施,做到对症下药,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面上要突出整体推进,在点上要突出民族特色。切实做到分类指导,一地一策、一县一策、一乡一策、一村一策,一家一户一本台账、确保扶到最需要帮扶的贫困群众,扶到贫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

    产业为先,社会参与

    “精准扶贫,产业是核心。”全国政协委员肖燕说,选择一个好的产业,能够迅速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则成为关键。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落后的结果就是生态环境较少受到破坏,从而成为其一项新的资源。因此,选择生态保护性的绿色产业扶贫成为委员们认可的发展方式。

    “要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全国政协委员李蓝表示,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开发与保护并重,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深有感受。他表示,现在扶贫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办法。恒大集团在帮扶贵州大方发展的过程中,就依据大方每个村镇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生态产业进行开发。

    各级政府已将产业扶贫置于扶贫攻坚的核心地位,然而,产业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委员们的重视。

    “对政府大包大揽,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要特别注意。”全国政协委员李华栋认为,扶贫主要依靠产业,而产业经营是市场行为,有其内在规律,政府参与市场活动,导致运行机制不活,资源配置错位,经济效益低下,极易滋生腐败。

    所以,他建议在扶贫中,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政府在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以及农田水利、道路等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方面必须要有所作为,把好事办好。有所不为,就是在产业扶贫、发展方面,应让产业资本和市场发挥决定作用,政府则是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的意见与之不谋而合。

    “所谓扶贫,是指优化配置错位和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资源和机制,使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一项社会工程。”严琦认为,既然资源和机制错位配置,那么扭转的最好手段不是政府,而是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她建议,在扶贫中,政府资金的投向主要应用于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而产业发展的事情,应当交由企业来做。可以大力支持全国工商联、国家扶贫办和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让企业与贫困村采取村企共建方式,签约结对,定点帮扶。

    “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最大特色是能够有效导入特色产业,产业扶贫是造血式、可持续的扶贫,是可以扶到‘点子上’和‘根子上’的精准扶贫,也是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优势所在。”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表示,社会力量是脱贫攻坚的生力军,民营企业作为社会和经济建设中的一分子,有充足的理由与责任参与到国家的脱贫攻坚中。他呼吁,国家层面充分调研并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产业扶贫中。

    扶智,也要扶志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放羊娃和记者对话的故事,放羊娃放羊,为的是娶媳妇,娶媳妇为的是生娃,而生的娃,又延续了上一代的‘使命’——放羊。”全国政协委员姚爱兴说,“放羊—攒钱—娶媳妇—生娃—放羊”思维是贫困在代际之间传递的生动写照。他说假如自己不是因为上学读书走出了农村,当年他的回答也绝对跳不出这样的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则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在四川大凉山调研时发现,有些对口扶贫单位给一些贫困农民捐了一些黑山羊,如果自己养殖,几年就可以脱贫致富,结果第二年再去看,发现这些黑山羊都给吃掉了。

    “扶贫一定要授人以渔”,厉以宁说,不能只给东西,一定要教会他们本领。

    据了解,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超过50%的人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22.3%的家庭表示因为缺少技术而导致贫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在许多委员看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培训投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内容。教育扶贫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阻挡贫困的代际传递。

    教育扶贫已然成为委员们的共识。可是扶贫路径在哪?

    “教育扶贫要补短板。”全国政协委员钟秉林强调这是基础。我们国家教育差距很大。就是在贫困地区,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短板也不一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地方可能是投入不足,连基本办学要求都没达到,这就要加大投入,有的地方硬件不错,但师资不行,就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在全国政协委员马敏看来,教育扶贫重点在农村基础教育。马敏在四川凉山自治州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大班额”,农村学校的“空心化”现象同时存在,农村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严重缺乏。

    他建议在原有的“农村支教”“特岗计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教学点”的作用,在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工程”,实现信息化与扶贫攻坚的深度融合。这样可以跨界协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学校”。通过“同步课堂”“专递课堂”“在线备课”“基于多媒体的教学”等多种形式,解决乡村教师“派不出、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境,整体提升农村教学点的教育质量。

    “扶贫既要扶智,也要扶志。”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认为,要发挥贫困老百姓的主体作用。

    “我们要培养贫困地区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范小建表示,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扶贫开发也就没有了灵魂。扶贫脱贫,政府要积极作为,但同时也要调动老百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毕竟老百姓是脱贫的主体。

    “要发挥能人扶贫的带动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姜刚杰讲了一个故事。甘肃省山丹县祁店村,十年前人均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位经商二十余载的本村人当上了村支书,他在农地经营上巧做文章,“复制”网上开心农场,办起了私人订制家庭菜园,引得城里人争相租种,亲手种出绿色菜蔬,就近体验农事之乐。一亩地可收租金近2万元。目前,该村年人均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了将近20倍。

    所以,他建议多渠道选用能人,多方面培训能人,多形式支持能人,应通过助力能人扶贫,不断夯实脱贫基础。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委员们表示,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5年的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找准症结,因贫施策,注重落实,加强监督,打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场攻坚战。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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