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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底线’不逾‘红线’”——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谈官商交往

2016-01-22 11:11:24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李香钻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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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李香钻

    近年来,官商关系始终是热门话题。细数近年来一系列重大案件、一个个落马高官,不难发现,官商间的互通款曲几乎成了一个共同的标签。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此前,他屡屡告诫:“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无疑,及时建立完善官商交往应循之道,划出“红线”“底线”,是构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近日,围绕官商交往的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副主委、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

    “官商交往之道并非‘小道’”

    本刊:周委员,您好!近年来您一直呼吁“官商交往要有道”,为什么?

    周新生:官商交往之道并非“小道”,关乎如何发展、如何执政,更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前,官商关系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商人为了利益,轻者,不得不向官员的权力求助,屈拜献媚;甚者,向官场渗透,获取官员的保护,或谋取政治资源,官商勾结,勾肩搭背、官贪商贿;重者,立山头,做圈子,浑然一体。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官员身边总有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朋友,官员到哪里为官,老板也往往跟到哪里发财。我们看到的“夫人俱乐部”、山西官场揭露出官商“黑白共治”的生态、亲属及身边人经商、吃里扒外、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均是官商关系不正常的形式和产物。官商关系异化成腐败土壤。反腐中,倒下一个官,跑掉一批商人或进去一批商人,查出一个不法商人牵出一批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

    本刊:官员的身上,夹带着权力;商人的背后,站立着资本。二者的过度结合的表象有哪些?会带来哪些隐忧?

    周新生:据媒体披露,官商成为勾肩搭背的朋友有五种类型。一为长期合作型,一些手握实权的高级官员,他们不会随便吸纳商人进入朋友圈,只有少数知根知底、交往与合作长久的商人,才能有资格与他们勾肩搭背。二为家属中介型,很多腐败案例中可见家属的身影,有些“谨慎”的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权钱交易,而是由家人私下活动,或为官员与商人牵线搭桥,或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牟利。三为结干亲型,一些商人为了攀附权贵,倚靠大树好乘凉,削尖脑袋与官员结为“亲戚”,以便双方亲近到勾肩搭背地步。四为同乡会型,“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基于“乡党”情结,身为同乡的官员与商人组成帮会,相互帮衬,共同谋利。五为私人定制型,主要是商人揣摩官员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彼此形成默契。官员如若喜好书画古玩,商人则想方设法猎取书画古玩满足其“雅趣”。这五种类型,无论哪一种,都具有功利色彩,本质上都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

    官商勾结猛于虎,其危害不容小视。对于政治生态而言,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让政治的健康肌体长出了家族、帮派、黑金政治的毒瘤;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使市场关系陷入混乱,影响公众权益、损害商人利益。因此,异化、扭曲的官商关系已到了非下猛药治理不可的地步。

    “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

     本刊:您认为当前官商交往不正常的原因是什么?

     周新生:习近平总书记对官商关系有过一段论述:“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我想,这是造成官商关系不正常的关键原因。

    深究下去,有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和法治存在种种缺陷。尽管我国健全法制、有着规则,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掌握着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很多民营企业家不借助公共权力就很难做成事情。

    有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负面因素作祟。其中官本位文化对其影响至深。官本位文化的核心,是要求民众默认官员享有特权,并以卑微的心态顺从于政治权威。以官为本、以权为纲,而官即权,权即利。官欲牟不义之利,难免借商人之手;商人欲得更大的利,也难免巴结于官。另外,在有的官员看来,官商“勾肩搭背”属于中国人基本的人情世故,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官商关系。

    有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官员当官想发财,商人想借助权力获得特许便利,官德商德均出了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一些官员逐渐产生了心理的不平衡,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导致权力观、利益观出现严重扭曲。另外,也有侥幸心理作祟。官员与不法企业或商人相互勾结,往往自认为双方之间的权钱交易很隐秘,不会留下什么证据,更不会被发现,有的甚至觉得那些商人是自己的“铁关系”和“铁哥儿们”,绝对不会出卖自己。

    “既讲‘法商’、又讲‘情商’”

    本刊:近年来,为规范官商关系,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比如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规范离退休干部在社团的兼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等等,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此,您怎么看?

    周新生: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在官商关系领域,遵守“八项规定”已蔚成风气,基本形成了官场讲党纪国法、商场尊重市场经济规则的新态势,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大有偃旗息鼓之势,老百姓也比较满意。但是从一些官员、商人的行为来看,似有矫枉过正之嫌。有些政府官员与商人之间,国企高管与民企人员之间,连正常交往都尽量回避,据说有的官员甚至都不让民企高管进其办公室。

    应当看到,在官商之间设置交往过多“禁区”并不现实,也无必要。招商引资也好,做好政府服务也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官员和商人免不了要打交道。但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必须恪守法纪和有关规定的“底线”,否则,过线之后,就会衍生出权钱交易、渎职腐败的后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官商关系应该遵守党纪国法,按照公开、透明、平等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是一种既讲规则讲“法商”、又讲互助合作讲“情商”的合作共赢、团结一致谋发展的和谐关系。

    本刊:您觉得应如何守住“底线”?

    周新生:守住“底线”,必须先立德。做人讲究“人品”,为官与经商也要守“官德”“商道”。立德之外,更要立“威”。失控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时常给以足够的震慑,才能让为官与经商者心中都有所敬畏,才能时时警醒自己守住“底线”。

    具体来说,全社会应回归官商关系的应有理念和生态。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营造官商关系新常态。其中,建设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是关键。

    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坚决支持中央打破官商之间业已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朋友圈、山头、“俱乐部”,清理权贵弊政,营造新的政商生态。反腐要官商并重,不但要对官员的“紧箍咒”要越念越紧,而且要严肃查办商人腐败和跨国公司“洋贿”,对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等现象形成强大震慑力。

    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尽量减少官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不断健全和扎实落实“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划定企业经营边界,明确官员和商人的行为底线和高压线。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官员与商人朋友交往信息要纳入个人向组织报告事项。制定合法合情合理的可操作、可监督的官商交往行为规范守则,明确交往范围、形式和内容;建立官员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记录和报告制度;建立官员与商人不正常交往的惩戒制度;禁止官员参与商人的奢侈性娱乐活动;控制官员参与各种形式与商人的非正式聚会;赋予反腐机构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

    同时,商人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我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大义与社会责任。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推进“四个全面”中的角色和作用,尽可能贡献正能量,至少没有负能量。要自尊自爱、守法经营、干净经营、健康经营、可持续经营。经营记录要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外对得起社稷,内对得起自己。在与官员交往中,行为有度,处之有道。

    总之,要切断官商勾结的网络,营造一种官员坦坦荡荡、商人心情顺畅,大家都睡得着觉、吃得好饭,经济发展、企业盈利、百姓受惠的良好局面。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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