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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发挥与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2015-02-16 18:50:10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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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臧志军 陈怡华 赵玉蓉 刘乐明

    【摘要】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发挥过程中存在着重要属性未全面显现、行为主体系统构成不够明确、委员身份特征不够清晰、表达的集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内部组织化结构的主体性参与有待加强、保障协商民主有效性的程序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明确政协在协商民主体系和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充实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确定内部各类协商行为体之间的权威等级关系以及不同协商层级之间意见和建议的集约机制,加强政协协商民主主体系统的建设,明确政协协商民主的特征以及政协委员、界别等的身份特征,加强内部政策研究部门的建设,明确外部协商的客体、细化外部协商事项范围,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完善协商的程序性和技术性支撑,以及加强制度建设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政协 协商民主 自身建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使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需要更加重视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第一,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属性需要进一步全面显现。

    政治性和协商性是在政协层面开展的协商民主的两大重要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按其主体、议题和协商场所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政治机关中由政治主体进行的协商民主,另一类是在社会上由各种社会活动主体进行的协商民主;前者的协商议题和公共权力关系密切,后者则是社会自组织层面的议题。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是重要的政治装置。政治是大事,是那些与公共权力(国家、政府等)密切相关的事务,是那些需要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公共权力体系自身的改革与完善来处置的事务。而“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表现形式,离开了“协商”,就谈不上“协商民主”。

    从这一认识角度看,目前在政协层面开展的协商民主存在着政治性和协商性特征表现不够充分的问题。

    在政协协商民主的政治属性的落实方面:一是相对于协商民主的其他领域(监督、参与、合作),政治协商较为薄弱。政协章程和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规定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但是在对于“大政方针”、“重要事务”和“重要问题”的具体列举方面有些过于笼统,仍然有诸多“重要事务”和“重要问题”没有明确列入协商范围。二是在监督、参与等领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不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的议题。这些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政协、政协委员、政府等相关部门的大量资源,而且有损于政协组织的权威性。

    在政协协商民主的协商属性的落实方面:“协商”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协商”是一个过程,双向或者多向的“交流”、“沟通”、“反馈”以及“形成共识”或者做出“修改”、“放弃”等其他决定都是其中必要的环节。缺少上述必要环节的“监督”、“参与”、“合作”以及“发表意见”、“提建议”、“听取情况通报”等活动至多只是协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协商本身。在一些地方,单向的情况通报、反映社情民意、提出意见建议、咨询甚至调查研究常常被等同于协商民主本身,这种泛用协商民主概念的做法,极易导致协商民主的空心化。

    第二,政协协商民主的行为主体构成需做进一步明确。

    政协章程第2条规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由此赋予了政协组织作为协商民主组织者和平台提供者的职责。

    不仅如此,政协章程第34条规定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政协章程第45条规定地方政协全体会议“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由此赋予了政协全体会议作为行为主体直接参与协商民主的职责。

    政协章程第36条规定,全国政协常委会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的重要建议案。政协章程第47条规定,地方政协常委会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和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全国性的决议以及上级地方委员会所作的全地区性的决议;执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在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议通过提交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的重要建议案。由此赋予了政协常委会作为直接的行为主体直接参与协商民主的职责。

    政协章程第27条规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由此赋予了政协参加单位和委员个人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协商民主的职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中将“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秘书长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内部协商会议”列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将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案,各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议或有关报告,委员视察、委员提案、委员举报、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评和建议,参加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政协委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约监督人员等确定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

    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和表述,参加政协的各党派、人民团体及其负责人,参加政协的其他单位,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主席会议成员、秘书长会议成员、专门委员会委员毫无疑问是政协开展协商民主时的行为主体;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在其行使特定职责时也可以成为协商民主的行为主体。

    但是,在政协工作实践中,由于有关政协协商民主主体构成的表述散见于不同的文件及其不同的部分之中,缺乏集中、统一和明确的表述,导致一些同志对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主体系统的构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清楚,仅仅看到政协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平台作用和协商组织者的职责,忽视了由政协委员构成的协商民主的各种主体行为,影响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

    第三,委员的利益代表身份和公职身份需要进一步明晰。

    政协委员是政协协商民主的主体之一,政协委员不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协商过程而是作为特定界别的有代表性的人士参与协商过程,政协委员的利益代表身份是其参加政协协商民主活动的基础之一。

    委员的利益代表身份本应通过其组织身份和其持续关注的问题领域以及在该领域所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主张得到呈现和识别,但是目前很多政协委员的组织身份很难识别。一些委员的党派、团体身份和界别身份不一致,还有一些委员其所在的界别没有组织载体,这种情况加之界别之间的同质化倾向以及界别活动的不发达,导致诸多委员的利益代表身份不清晰。此外,政协委员虽然分属于特定的界别,但是其在政协中的意见表达等活动的内容和立场,除了受到来自政协章程等文件的政治纪律约束外,并没有来自界别的有效约束。说不说话?为谁说话?说什么话?实际上取决于委员个人的自由选择,一些委员关注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发表的意见具有的随机性和碎片化特征,这就进一步影响了委员参加协商民主时的利益代表身份识别。在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判断委员是哪种利益诉求的代表者,他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其他什么群体代言。

    再者,对于政协委员身份的公职性特征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政治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政协委员在本质上也属于广义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范畴。虽然其在产生、功能、行为方式和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某种特殊性,但这并不能否定其身份的公职性。既然政协委员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职务,政协委员的利益表达就应该基于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委员不能只是单纯地代表和表达个别利益;政协委员提出或者代言的利益诉求,形式上可以是个别利益,当其实质必须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必须努力以公共利益为依归。

    现有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政协委员身份的公职性强调不够,在实践中存在着过于简单地理解政协委员的利益代表功能的倾向,导致很多委员认为,只要不是直白地为自己个人利益提出诉求,任何利益诉求在协商过程中都可以提出,都可以要求政府及其他有关方面给予回应和满足。

    第四,各种协商形式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表达的集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有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座谈会、秘书长会议、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内部协商会议等,它们之间如何分工?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并不十分明确。

    已有的形式在实践中除了大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协商环节之外,还忽视了协商的要义在于形成共识、而要形成共识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制度化的集约机制。没有在委员与常委会、主席会议与全体会议等形式之间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起来的集约机制,一方面难以保证在常委会等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以专委会、常委会等组织名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使得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不得不直接面对大量个体的、碎片化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协商诉求。

    第五,政协内部的组织化结构的参与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前所述,委员和政协内部的组织化结构(如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界别等)都可以是政协协商民主的直接主体,都应该积极地参与政协协商民主过程。但是在实践中,政协内部的组织化结构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主体性参与程度相当低。从提案数量来看,委员个体的提案要远远多于集体的提案;从在协商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在绝大多数场合,政协内部的组织化结构只是协商平台的提供者、协商活动的组织者,弱化了协商的主体性。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委员强、组织弱的情况导致两个不良结果:第一,大量个别意志未经政协内部的必要的协商处理(如删减、集约)便直接进入政府系统,影响了政府系统的工作效率;第二,某些低质的甚至是完全基于私人利益、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也直接进入到了政府系统中,妨碍了政府工作的公益性。

    协商民主应该是参与各方基于公共利益的角度平等地发表见解、展开协商、形成广泛的共识。既要防止那些表现“强势的”、“会叫的”意志得到优先表达,也要避免相对表现较为“弱势的”和“平和的”意见被忽视,还要防止来自委员的个人意志不合理地干扰政府部门的正常工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原则。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则便是强化组织的力量,通过组织过程对个别意见进行必要的过滤和集约。

    第六,保障协商民主有效性的程序和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和结果通常不具有直接的外部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保障协商民主有效性的机制。恰恰相反,正因为政协协商民主过程和结果通常不具有直接的外部强制性,就更加需要有完善的机制来保障其有效性。目前在保障协商民主有效性的程序和机制方面在一些地方存在着政协全体会议协商主体功能发挥不充分,政协全会分组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说自话”会,政协大会发言者的遴选机制不明确,常委会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协商过程和结果的记录、整理和运用重视不够,提案办理缺少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规范,政协委员个人在协商民主过程中的非公职性诉求难以得到辨析和剔除等问题,需要通过程序和机制的完善加以解决。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积极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尤其是加强政协系统内部的体制、机制建设。

    第一,进一步明确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和过程中具有双重角色:一是就各级政协组织而言,政协是协商民主平台的提供者和协商民主活动的组织者;二是就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和过程来看,政协的全体成员及其组合也是重要的行为主体。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政协的平台地位和作用认识较为清楚,但是对于政协本身是否或者可否成为协商主体,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其实,从政协章程和有关文件的规定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情况来看,从特定意义上说,政协可以是、并且已经是协商民主体系和过程中的行为主体。但是,因为相关的表述并不那么直接和明确,所以迄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认识如不加以统一,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就难以进一步深化。我国不搞两院制,也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研究和明确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行为主体性时,绝非要对权力机关进行分权和制衡,否则有可能导致实践中的混乱。

    第二,进一步充实政协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

    政协民主协商的形式,指的是开展政协内部和外部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的载体,它主要由一系列制度所规定的组织平台和行动方式构成。

    考虑到政协“协商民主”概念的外延大于政协的“政治协商”概念的外延,并且十八大以来的有关文件已经将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统合到了政协的协商民主之下,可以将政协协商民主的形式充实如下:

    (1)政协全体会议(包括大会发言、专题会议、分组会议、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全会建议案等具体形式);(2)常务委员会会议(包括调研、发言讨论、常委会决议、常委会建议案等具体形式);(3)常务委员专题协商会(包括调研、发言讨论、专题协商会备忘录、专题协商会纪要等具体形式);(4)主席会议(包括协商讨论、主席会议决议、主席会议建议案等具体形式);(5)提案委员会会议(对于委员和界别提出的提案进行是否立案的审查和协商以及决定);(6)政协党组受党委委托召开的专题座谈会;(7)秘书长会议(政协内部事务性协商,如大会发言的遴选等);(8)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围绕专门领域或专题进行调研、交流协商、提交调研报告和建议案等具体形式);专题协商会备忘录、专题协商会纪要等具体形式);(9)由政协各组成单位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内部协商会议(特别重大事项的协商讨论);(10)专题通报会(听取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情况通报,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并与通报者进行沟通);(11)提案办理协商会(包括就来自政协的提案的办理与政协以外的组织和机关进行沟通协商,以及形成会议备忘录等具体形式);(12)对口协商座谈会(包括由政协专委会、界别为主体进行的就有关专门事项与政协外部相关组织和部门进行协商,以及会议纪要等具体形式);(13)其他与外部机构、组织的联席会议(包括沟通会、论坛、研讨会,以及相关会议纪要等具体形式)。[1]

     第三,确定各类协商形式之间的权威等级关系。

    根据现有制度和文件规定,政协开展协商民主的主要有委员、界别、专委会、常委会、主席会议、全体会议六种。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人民政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应该对这六种行为进行权威等级排序。建议具体规定如下:

    1)委员可以通过提案等方式直接与外部协商主体进行协商;也可以以界别或专委会为平台,与其他委员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形成界别或专委会层面的共识,然后由界别或者专委会作为代表与外部协商主体进行协商。

    (2)界别和专委会形成的共识其权威等级高于委员个人的意见和建议。界别和专委会共识的载体有会议纪要,会议备忘录和界别、专委会建议案。界别和专委会成员应该遵从本人所在界别和专委会形成的共识。对于政府部门等外部协商单位而言,政协界别和专委会的意见其效力等级高于来自政协委员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协中以界别、专委会名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应予以认真研究,并且尽可能地采纳。如果不能采纳,应予以说明和解释。

    (3)在常委会委员、界别或者专委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常委会的共识,其权威等级高于委员个人、界别和专委会的意见和建议。常委会共识的载体有常委会决议、常委会建议案、会议纪要,会议备忘录等。委员、常委会委员、界别和专委会应该遵从常委会形成的共识。对于外部协商主体而言,政协常委会意见的权威等级高于来自政协委员个人、界别以及专委会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协中以常委会名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关方面应予以认真研究、采纳和落实。不能采纳和落实的,应予以充分的说明和解释。

    (4)主席会议在主席会议成员、常委会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主席会议共识。主席会议共识的权威等级高于委员个人、界别和专委会的意见。主席会议中,一般情况下主要从事政协内部协商民主的组织和推动工作。遇到党委有重要人事安排等重大事项需要协商、而就不适合在政协常委会的范围开展这类协商时,可以由主席会议作为主体参与协商。

    (5)政协全体会议是政协协商的郑重形式。政协全体会议形成的共识是政协集体意思的体现,在政协内部具有最高权威性。政协全体会议共识的文字载体主要有全体会议决议、全体会议决定、全体会议建议案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政协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渠道,以政协全体会议名义提出的意见、建议和经协商取得的共识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尊重。所谓“充分尊重”指的是,若无充分的理由则不应否定、搁置或变动,而应该予以采纳和落实;如果认为意见和建议中有不尽合理的部分,有关方面也应该对其合理的部分给予充分的吸纳。

    第四,建立政协中不同协商层级之间意见和建议的集约机制

    为完善政协内部意见和建议的整合和集约机制,建议规定:(1)委员可以通过规定的程序,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专委会或者界别的意见和建议。(2)常委会委员、界别或者专委会,可以通过规定的程序,将自身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常委会或者主席会议的意见和建议。(3)委员、常委会、主席会议,可以通过规定的程序,将自身的意见和建议转化为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建议。(4)委员对外部协商结果不满意时,可以按照程序请求自己所在的界别或者专委会给予支持。界别和专委会经讨论协商后可以决定给予支持或者不给予支持。(5)界别或专委会对外部协商结果不满意时,可以按照程序请求常委会或者主席团给予支持。常委会或者主席团经讨论协商后可以决定给予支持或者不给予支持。(6)常委会或主席团对外部协商结果不满意时,在保持继续沟通的同时,也可以按照程序报告中共党委。

    第五,以组织化结构为重点,加强政协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

    一是进一步明确政协协商民主主体系统的构成。根据政协章程、有关文件的规定,结合政协在协商民主方面已有的工作实践以及未来的任务要求,各级政协的构成单位(界别)、政协委员、常委会及其成员、主席会议及其成员、秘书长会议成员、专门委员会及其委员都是政协协商民主的主体。其中,政协界别、委员、常委会、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是政协开展与外部有关组织、机构之间的协商民主时各特定场合的主体;委员、主席会议成员、秘书长会议成员、常委会委员、专委会及其成员、界别及其成员是政协内部开展协商民主时各特定场合中的主体。

    二是以组织化结构为重点加强政协内部协商民主主体的建设。其中专委会和界别应该成为这些内部组织化结构建设的中心,尤其应该注意进一步发挥专委会的中坚作用。因为受制于委员产生的方式以及界别的现状,很难以界别为单位集中相关专题的委员开展有效的内部协商,由此也难以以界别为单位开展界别之间的协商和界别与政协外部组织、机构之间的协商。比较而言,专委会所涉领域确定,有独立的办事机构,能够聚集分布于各个界别的与特定主题有关的委员开展内部协商,并可以在内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专委会层面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展外部协商。

    三是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提升委员参与协商民主的能力。一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委员培训,尤其要使之明确自己的利益代表身份和公职身份以及作为委员参与协商民主的范围、重点和程序。二是加强委员履职支持系统的建设,尽可能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渠道和其他必要的支持。

    第六,进一步明确政协协商民主的特征以及政协委员、界别等的身份特征。

    政协姓“政”,政协的议程与公共权力关系密切。政协名“协”,没有“协商”就不成其为政协。建议由权威层面对于政协的协商民主特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使之既不局限于过去的政治协商,又不泛化至失去政协的“政治性”,同时防止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协商”的空心化。

    同时,应该进一步明确政协委员、界别等结构所具有的利益代表(表达)身份和公职身份这一双重身份特征,以引导和规范政协委员和界别等以公共利益为基轴来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参与协商民主过程。

    上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清楚的答案的,关键是要由具有权威性的结构来加以进一步明确和表述。

    第七,加强政协内部政策研究部门的建设。

    随着政策问题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对政策问题发现者、提出者、分析者、方案提供者和协商参与者的专业性和综合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委员作为个体很难适应这种要求,需要有强大的研究部门提供支撑;此外,政协虽然专业性人才济济,但是若不进行很好的组织,难以发挥综合性优势;在目前情况下,大部分委员不是专职,很难要求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协商民主工作之中。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快速提升政协组织参与协商民主的能力,加强内部政策研究部门的建设是一条捷径。在协商民主中政协行为主体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需要有强大的内部政策研究部门作为支撑。

    建议按照国家或地方的部门政策分类,加强政协内部政策研究部门的建设。在操作方面,目前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明确赋予现有的专门委员会以部门(领域)政策研究职能,在其内部设置部门(领域)政策调研室。第二,将现有的政协内部的政策研究室更名为政策调研部,赋予其统一协调各专门委员会内设部门政策调研室工作的职能,形成以政策调研部为核心的政协内部的政策研究组织体系。第三,通过增加专职研究编制,以及由政协组成单位向政协机关派遣人员挂职等方式,充实政协内部的部门政策研究队伍。

    第八,明确政协外部协商的对象、细化外部协商事项范围。

    根据政协章程的相关规定,各党派、人民团体、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都可以成为政协协商的对象。然而,目前,主要集中于政府部门。政府部门虽然在政策过程中拥有很大的权限,但是政策过程的参与者并非只有政府部门。从政治过程的角度看,其参与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应该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一步明确政协协商民主的对象,包括党委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各党派和人民团体,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专门委员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要范围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应该说这一范围相当广阔。问题是,政协章程和相关文件对于“大政方针”、“重要问题”、“重要事务”的具体内容没有详细列举,有人认为,这带来了操作上的不便。其实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没有详细列举,各级政协在协商民主创新实践方面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更何况,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大政方针”、“重要问题”和“重要事务”,在目前其实是有广泛的共识的。因此,在政协章程和规范性文件的范围内,通过创新实践,进一步细化协商的范围不仅具有政策依据,而且也是可以操作的。

    根据目前我国政治发展所处的阶段和任务,建议在已规定的协商事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对地方党政一把手及其他重要干部的民主测评、政府部门主官的人事安排、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重要部门的工作绩效考核、地方年度财政安排、人大重要立法等事项明文纳入协商范围。

    第九,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参与,以及完善协商的各项程序性和技术性支撑,对于政协协商民主的诸多参与、反馈的程序性、技术性安排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

    增加协商过程的透明度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增强协商民主活动的有效性;将委员提案以及承办单位的处理意见公之于众,有助于判别委员的提案是否基于公共利益,承办单位的处置意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增加协商过程的透明度还有助于督促协商参与者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扩大协商过程的透明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建议充分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将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协商过程,包括会议记录、会议录像、委员和组织提案、承办单位的处理意见等全部对外公开,以此增强协商的有效性。

    第十,上述事项经过研究得出肯定性结论后,通过修改政协章程、发布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将其上升为制度。

    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目前情况下,通过立法途径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尚需时日。就全国范围而言,合适的做法是,由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政协章程进行适当修改,或者由中共中央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对推进政协协商民主的相关重要问题做出解释和具体规定。就地方而言,可以由地方党委在政协章程和中央文件规定的大范围内,对有关事项做出具体规定。

    (作者: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怡华,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干部;赵玉蓉,上海市政协办公厅干部;刘乐明,复旦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双周座谈会的主题与其他协商民主形式的主题多有重叠,因此可不将其视为一种单独的协商民主形式,而是可以将其与专题座谈会、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等形式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即以双周座谈会的名义开展上述活动,或者以后者的名义举行双周座谈会。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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