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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钢: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2015-01-19 16:46:35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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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4岁的时候,同何占豪一起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个年代,不少年轻人写出了很多大作品,辛沪光在23岁的时候写了《嘎达梅林》,那会儿她还没从大学毕业呢。那个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一些经久不衰的作品应该是被时代呼唤出来的。

    《梁祝》从诞生到现在已历经56年。写《梁祝》时,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举国上下意气风发,大家向往、期待一个能够表现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交响作品,《梁祝》成了那个时代需要的好声音。另外,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已经流传了一千六百年家喻户晓的爱情传说,1956年又变成越剧在全国流传,这也是成就《梁祝》的一个条件。

    如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已过,《梁祝》还在飞翔,而且越飞越远、越飞越高。望着它,我内心暗流涌动,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感受,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2015年,是《梁祝》创作56周年。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已过,《梁祝》还在飞翔,而且越飞越远、越飞越高。望着它,我内心暗流涌动,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感受,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好的音乐,你应该都喜欢

    许多三四十岁的人,都曾经把歌手罗大佑当成“偶像”,而罗大佑,在音乐上却一直有着一个偶像,那就是我的父亲陈歌辛。

    2006年,我随东南电视台到台湾录制一场大型演出,演出的前一天深夜,罗大佑来到我的住处,他跟我商量,要加一段即兴的互动节目。他说陈先生,我最喜欢你父亲写的《永远的微笑》,结婚的时候我唱它,婚姻失败的时候也唱它,明天我们合作一下吧。

    舞台上,唱完《童年》的罗大佑,又唱了《蔷薇处处开》、《初恋女》、《凤凰于飞》、《恭喜恭喜》等几首老歌的片段。罗大佑问观众,“你们熟悉这些歌吗?它们都是陈歌辛先生的作品,下面我请陈歌辛先生的公子陈钢跟我一起演出!”在雷动的掌声中,我弹着一架白色的钢琴徐徐升到舞台中央,合作了《永远的微笑》。后来,罗大佑跟我说:“我很佩服你爸爸,我从音乐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创作,发现他的4(fa)跟7(xi)怎么处理得那么好,你知道这是中国五声音阶里没有的。”

    打动罗大佑的《永远的微笑》,是父亲写给我的母亲金娇丽的。那是母亲的一幅音乐素描,母亲长得像蒙娜丽莎,不仅有蒙娜丽莎一样“笑的脸庞”,也有蒙娜丽莎式的“心的宝藏”。这首歌短到只有六句,却直抒胸臆缠绵真挚,或许正是这种情绪打动了罗大佑。

    其实被父亲的作品打动的,不只有罗大佑一个。导演王家卫也是我父亲的一个“铁杆粉丝”。在电影《花样年华》讲述完那段凄美迷离的爱情故事后,片尾响起了周璇的原音,老唱片吱吱作响,将电影的怀旧情怀推向“化境”。

    对我的父亲陈歌辛,我也是很佩服的。很多人问为什么陈歌辛和叶纯之都出

    现在上海,我想,除了个人的生命基因以外,它还有文脉因素,这和上海的文化土壤不无关系。比如说我的父亲,他的“DNA”其实特别洋,他祖父是印度人,祖母是上海的普通人,他老师是犹太人,后来娶了我母亲,她又是回族人,所以说上海人都是“杂种”,都是“移民”。真正的上海本地人其实并不代表上海文化,上海文化就是“土洋”的结合。

    从表面上讲,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我14岁就当兵了,后来“反右”时他走了,这中间有一两年我们在一起。现在回想起来,和父亲相处的时间虽短,但他传授给我一些系统的音乐知识,奠定了我的音乐概念和艺术基础。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喜欢古典音乐,古典音乐里面他最喜欢巴赫,他时时刻刻想巴赫,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他床前挂了一个巴赫的相,结果巴赫从照片里走下来了,说“孩子啊,你不能光喜欢我一个人,那么多好的音乐,你应该都喜欢。”

    父亲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应该喜欢不同的好音乐。音乐没有什么古典的、流行的高低之分,他师从几个外国老师,古典音乐基础很扎实,音乐学院本来是要请他教配器,但你们瞧,他写的竟然是流行音乐!现在回过头来看,父亲教给我的不只是简单的音乐,他让我从小看到了海派文化最繁荣时候的景象,让我领悟到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都是我终生的财富。

    音乐作品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民族的

    近些年,有一个口号叫“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是不大认同的。第一,你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怎么能离开地球普遍的准则、普遍与人交流的方法、语汇和平台?第二,你是世界的公民,你也是个中国人,然后你又是个体,这三个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干嘛还要把“民族”突出呢?

    我认为,音乐作品必须首先具有世界性,其次才是民族的。民族口号的诞生虽有合理性,但也可能导致与时代的节奏不符、与他国的审美趣味有隔阂。《梁祝》尽量避免了这一点,利用交响乐的平台,把世界通用的交响乐语言和中国特色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引发全世界的共鸣,来与世界对话。

    在国际上,伟大的声音通常表现为交响音乐,往往具有宏大气场,能够表现恢弘的气势与复杂的感情。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管弦乐却没有什么影响力。同时,在东西方传统的差异上,国际上交响乐的手法充满了戏剧冲突和爆发力,中国的特点则是十八相送、欲语又止,转过身默默流泪、内心却在燃烧的那种推推就就的纠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韵味。当那种1600年前的纠结与20世纪的爆破,矛盾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梁祝》就自然而然诞生了。

    我们创作的《梁祝》交响乐主旋律,就是借用越剧“妹妹啊”吟腔音调,在十八相送、抗婚片段反复出现;表现同窗情谊的片段,则借用越剧过门曲调。梁祝传说的诞生地就是在浙江一带。虽然梁祝的戏曲有梆子、秦腔、京剧,但是表现委婉缠绵的东西,越剧的语言最贴切。你看,谈情说爱叫“妹妹啊、哥哥啊”的时候,浙江话就是妹(měi)妹(mei),越剧委婉的唱腔就是这样提炼出来的。我们还选择了用小提琴和中国独有的乐器板鼓来共同展现,用板鼓这被称为是“戏曲之灵魂”的乐器来营造抽泣、哭灵的气氛,给观众以凄美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反映,《梁祝》里面有中国越剧元素,越剧的调子不能成为交响乐,不能为世界各国人民听懂、欣赏。美学上有个格斯特定律,就是说一加一不等于二,它可能大于二也可能小于二,所以,一个好旋律加另外一个好旋律不等于一个好音乐,特别是交响音乐。莫扎特也曾讲过,美加美不等于更美。那么,《梁祝》在国外演出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2006年我到英国去,观看英国伊顿公学学生演奏《梁祝》,结束后凤凰卫视欧洲台的记者跟我说,“坐在楼上的老外都哭得稀里哗啦”。我笑了,这就是世界“共通的频道”,他们不需要你翻译,不需要你讲述,你最多讲句———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自己会沉浸在音乐中,在音乐中感动。也正是在这“共通的频道”里,我们民族特色、性格和故事,也悄然落脚了。

    如何让民族故事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梁祝》本是越剧,将城市文化的元素导入进去,使其更加丰富、流传全国,等于拿到了城市户口;用交响乐演奏方式将它推向世界,等于拿到了国际护照。从某种意义上讲,《梁祝》不会定格,因为它一直在行走,一直未完成。

    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你们没有话讲吗?

    我喜欢“自由”这个词,人活着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不管什么时代都一样。

    2003年,我出过一本音乐散文集——《蝴蝶是自由的》,在书的第一部分我写到自己的初恋,在中国的那个动荡年代,因为各种政治束缚,我的初恋被扼杀了。即使时代如此,但我内心依然向往自由和爱。

    半个多世纪过去,和那个时候相比,时代变了。有人说不同年代每一次听《梁祝》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原来听,听出了冲破封建枷锁追求自由的声音,而现在听,重新悟出更多内涵。当然,要说到自由,那动荡的年代有很多外来的压力,比如政治上的,现在,我觉得更多是内心的不自由。

    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带研究生时,常有困惑。年轻的时候我写《梁祝》,是在那么艰难、那么困顿的情况下搞创作的——我的父亲因“反右”被打倒,我在那么压抑的环境下写这种歌颂自由的作品。后来住牛棚,在黑暗的时候我完成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这样“亮色”的曲子。现在的学生那么舒服,有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却一天到晚苦恼,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日子,我在学校给他们讲文化传统,讲完以后我十分沮丧,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都像没睡醒似的。

    我的感觉是,现在的年轻人“没心”——他们的心里除了装自己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我们都应该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对整个国家、世界要有所关注有所关怀,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没有这个东西。而且他们也“没情”,他们都很冷漠,几代人都宠着他们惯着他们。做音乐的年轻人,你们真的喜欢音乐、爱音乐吗?你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世界里,难道无动于衷吗?对这个世界难道没有感受,没有话讲么?

    我更高兴的是,现在它们还活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上海拉小提琴的年轻人特别多,为什么?第一,精神的需要;第二,生存的需要。如果拉琴拉得好的话,你或许能在城里找到份好工作。据当时上海提琴厂统计,一年要生产10万把小提琴,夏天到了,好多人在阳台上赤膊练琴,那可真是个全民拉小提琴的年代啊!

    但是大家也发愁,因为没有曲子可拉。这时候第一个跳到舞台上的就是潘寅林,他出名后没有曲子拉了,就来找我让我写,这样就有了《金色的炉台》。写《苗岭的早晨》和《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这两个曲子时更有意思,我既不会拉小提琴也没去过这两个地方,后来去了苗岭,新疆到现在没去过。写出《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我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民族化的东西还没出现洋腔洋调的七拍子,中国人从来没有拉过七拍子,都是四拍子。结果出来以后很受欢迎,我很高兴这些曲子给时代带来了新的声音,在那个没有阳光、没有早晨、没有精神的年代,给他们带来了阳光、早晨和精神。我更高兴的是,现在它们还活着,还都在演奏,他们可能不知道是谁写的,但他们一定熟悉这些音符。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祝》制造了一种“高峰”,很难逾越。为什么唐诗和宋词后面又有元曲?因为前面有高山啊,超不过去啊,于是就又造了“一座山”。而且,很多“高峰”都是年轻时候写的,年纪大了写不出来,老了写出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了。

    再回首,我跟何占豪已经对得起这个世界了。《梁祝》56年了,还是那么年轻,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在演奏它,而且是世界各地的都有,说明它还会活下去。

    1997年我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碗形剧场演出,在这之前来,从未有一个中国艺术家登上过这个舞台。这场盛大的演出,由中国的指挥家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往事历历在目———那次拉小提琴是吕思清,我就坐在嘉宾席上。那是个露天广场,后面是群山,吕思清还没有拉,下面掌声就起来了。谢幕时的掌声更令人难忘,大屏幕打出来“bravo”,观众一起向中国喝彩,我觉得特别骄傲。

    一个中国的好声音可以代表中国的形象,一个爱的形象,就像一个马来西亚华侨亲自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听了他的这句话,我想我们这一辈子,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就够了。

    人物简介

    陈钢,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59年与何占豪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后又创作《苗岭的早晨》、《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王昭君》等长演不衰的作品,至今仍为广大爱乐人所钟爱。父亲陈歌辛,1940年代活跃在上海滩的著名作曲家,擅长写各类流行音乐,代表作有《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恭喜恭喜》等。

    文◎陈钢(口述)王肖(整理)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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