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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协》杂志策划:协商民主中国路

2014-05-08 11:00:48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杨灵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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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6日,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在中南海同党外人士座谈

    3月7日上午10:30,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4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回答记者提问。

    而此时,几千公里之外的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政府会议室,一场水价听证会正在举行。杨侨镇居民生活用水拟由1.55元/m3调整为1.85元/m3,参加听证会的有该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和物价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

    如今,协商民主已不仅仅限于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而是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类似博罗县水价听证会这样的基层民主形式在全国已不鲜见,立法听证、价格听证、网络议政、社区议事会、民主议事会等在众多城市社区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协商形式与人民政协近年来不断创新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一并勾勒出当前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细节与全貌。

    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

    历史定格在这一刻。3月3日15时,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气氛庄重热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习近平等中共领导同志与2000多名政协委员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所作的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接下来的9天,政协委员建良言、献良策,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力量。

    时光倒流到65年前。1949年9月21日7时,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团体在内的各界代表600多人汇聚一堂,协商建国大业。为期十天的协商讨论,通过了第一份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共同纲领》,并确立了国旗、国徽和国号。由此,一个新中国诞生了。有人称:“新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民主协商‘谈’出来的。”也有人说:“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协商建立起来,还有什么重大事情不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实际上,协商民主在我国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彼时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应该是协商民主的萌芽,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是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产生形成期。“协商建国”就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和重要标志。

    1982年,人民政协首次入宪,政协章程在全新基础上修改,人民政协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重建。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成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在实践中的一次重要探索。

    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

    1994年,政协章程正式将人民政协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把“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首次明确“协商民主”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出进一步部署,将“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并作出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全面部署。

    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里,十四处提到了“协商民主”。那么,“协商民主”是一种怎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哪些优越性?

    “协商民主”是相对于选举民主的,是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创造性地结合,在保障人民行使投票权力的同时,运用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协商民主始终坚持在团结中发扬民主,在民主中实现团结,避免了片面强调民主价值的同时,出现深刻的思想混乱和团结危机。”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主席唐一军道出了我国协商民主与团结主题紧密结合的特点和优势。

    “团结与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事件中两大不可或缺的要素。”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在阐述我国协商民主优越性时表示,一些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往往致力于彰显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忽略了民主对团结的需求,造成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团结危机,照搬西方民主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悲剧时有发生。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最终达成基本共识或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具优越性,因为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中国理论专家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大创举,也是对世界民主政治的贡献,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好,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最广泛地凝聚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协商民主的政治诉求

    2月10日,中南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每年两会前,国务院都会听取和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今年也不例外。“这是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一个重要体现。也可以说,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李克强总理开门见山。

    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宝。

    2013年2月28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不久,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民主协商会,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共中央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民主协商会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形式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受到进一步重视。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等,在决策之前均通过民主协商会的形式征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意见。民主协商会,除就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外,也对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选进行协商。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应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袁廷华认为。

    2013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概念。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一些理论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

    运用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政治资源,也成为各行各业和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工作的重要支柱。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今年1月10日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与会代表针对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反腐败中的职能作用,如何更好地关注和保障民生,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如何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说,推进检察机关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协商,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途径,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决策水平和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环节。

    同样,在河北、贵州、浙江等地,民主协商会的议题在丰富,形式也在不断创新。

    2月18日,宁波市委首次尝试“无主题”发言的民主协商会。与会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该市市委副书记王勇表示,无主题座谈会为民主党派自选话题、自愿表达搭建一个新的协商平台。从“我要你说”转化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问有答,解题释惑。“这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是协商民主的创新载体,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应该继续探索,不断完善。”

    协商民主的社会表达

    新年伊始,温岭市城西街道举行了一场有关“农民健康体检工作”的民主恳谈会,街道干部、村干部、街道卫生院负责人和村民代表悉数到场。“去年,街道先后为60岁以上老人组织了3次健康体检,但参与度都不高。这次请大家来谈谈。”街道干部作开场白后,现场便热议开了。有的说,乡镇卫生院检查项目偏少;有的认为,应提升乡镇卫生院的软硬件水平;还有的建议加强宣传。恳谈会共收到23条意见和建议,街道相关负责人当场表态,将有针对性地完善农民健康体检措施。

    在温岭,干部群众早已习惯这样的民主恳谈会,从拆迁安置、道路修建,到村里购买公用物资,都要提前张榜,约百姓坐下来“谈一谈”。

    “民主恳谈真不是虚的。”泽国镇农民朱培勇说,他曾受邀作为民意代表参加泽国镇预算民主恳谈会,发现预算安排的城市社区环境卫生建设1749万元资金中,找不到公共厕所建设项目,就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意见经过镇人大认真审议,最终被写入预算修改项目中。

    温岭的民主恳谈发端于1999年,在经历了原创、探索、发展、深化等阶段后,发展出对话型民主恳谈、参与式民主恳谈、工资集体协商民主恳谈等多种形式。以此为基础,温岭也初步构建出了以党内民主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基层组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协商民主体系,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温岭模式”是社会协商的典型代表。与传统的政治协商不同,社会协商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之间的协商,协商往往聚焦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认为,上到国家层面的协商,中到各省市、区之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上下互动、左右相连,从而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的要求恰好与其相承接。“三中全会对于协商民主,我注意到三个关键词。一是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二是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三是构建程序合理的协商民主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卞晋平对协商民主进行了诠释。

    “过去协商主要是执政党、参政党和党外各界之间的协商和通过人民政协渠道进行的政治协商。而三中全会提出的协商渠道,包括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卞晋平说,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延伸到基层,不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间的协商、委员之间的协商,基层事务中将更多采用协商民主的形式。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创建的“居民问政议事协商会”就是其中一例。该街道地区公共事务不再由办事处“一家决定”,而是由居民群众推选的议事代表共同参与协商确定。3年来,通过“问政于民”,麦子店街道居民反映强烈的一系列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去年麦子店街道问政工作还入选了北京市基层党建重大课题项目,将进行进一步探索实践。

    “这样不仅使协商民主在基层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也使得自治民主得到充分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刘佳义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更加突出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让群众实现自我管理,形成一种社会自治。要让群众自我管理,就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等权利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利有保障,“协商民主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最好途径。”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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